为什么华人社会少有恐怖袭击?

丁学良:华人社会在防堵恐袭方面能够达到极为可观的成效,一是由于官僚统治,二是由于理性主义的文化根基。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为FT中文网撰稿

这个年头,许多人每天早晨一打开电视或媒体网站,总是带着既担心又渴望了解的矛盾心态,急切地收视或扫描头条、二条新闻,看看是不是啥地方又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了,特别是亲人目前所在的遥远地方,或自己曾经呆过一段时间的地方,或马上要去访问的地方。这种矛盾心态颇类似于小时候听大人讲恶鬼的故事,又怕听恐怖细节,又禁不住想听个明白。

华人社会的奇特型态

在环顾全球恐怖活动此起彼伏的这些岁月里,笔者不能不反复注意到一个奇特的型态(peculiar pattern):相对而言,五个华人社会是处于当今世界上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最少或次少的档次。而这五个华人社会的政治体制、法律架构、经济水平、人口和领土规模、宗教政策、民族关系管理、周边穆斯林邻国或社群的分布,都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它们都能够在预防和堵住恐怖主义袭击方面做到最佳或接近于最佳,背后必定有一些共同的或至少是相近的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提及两大主要因素,一上层一下层,来尝试解释为什么华人社会在防堵恐袭方面能够达到极为可观的成效。这首要的因素是管治层面的,是属于“上”位的力量,它就是中华政治传统中最持久的特色——官僚统治。要理解这个核心要素为什么特别有助于对付恐袭,最好的背景阅读文献是20世纪一位伟大的比较历史学家白乐日的经典之作《中国的文明与官僚统治》(Etienne 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以下摘要基本引自台北久大文化公司1992年译本,只是改译“官僚主义”为“官僚统治”以符合原意)。

官僚统治的升级版

白乐日对中华官僚统治延续性的巨大功过之高度洞察力,不仅基于他的坚实学术研究,而且得益于他短暂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他生于患难(匈牙利)、长于动乱(德国)、参加反法西斯运动(法国)、置身于东西方冷战,深刻理解政治权力和社会危机的多维度、多层面。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求知者,白乐日解释道:“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国的形象时时在变。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是经久不变的——它的官僚制特点。官吏们由于其力量、影响、地位和声望,是全能的,掌握着全部权力”。这个官僚阶层只看重一种职业,“那就是进行管治……他们在人事上是专家,在管治艺术上是老手。在中国,国家是管理者的国家,是干预者(丁按:指权力机构不理会公域私域、政府市场间的分界)的国家。没有什么能逃脱官方的控制。实际上,整个社会生活和很大一部分的私人生活,都在官府的控制之下。”(第27-31页)

以上是白乐日1957年的一篇讲稿,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作,概括的是从秦朝至20世纪初期的传统中国。可是,如今读它的时候,你不会感到其中的要点已经过时了,当然没有——中华官僚体制最大的特长是管控,其管治社会民间的艺术是两千多年积累下来的精粹,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和不断完善。所以,到了21世纪初,配备以最新的应用科技,特别是IT技术,就使得中国的管治体系在协调、灵活、细致、精巧、强韧、穿透、贯通等等方面,达到无与伦比、独步天下的程度。恐怖主义分子面对这种中华版的防堵系统,要想发动袭击真是太不容易了。这并不是说这种防堵系统从不出观念上的差错、从未有过操作漏洞,当然不是。可是相比起那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应对恐怖主义组织和“孤狼”的各家操作系统,中国的防堵系统之精密、力度和有效性,要高出许多。

读者若是对此还有疑问,不妨即刻在互联网上搜索一番,照片、图像、文字都有,看看杭州这几个月来,每日每时每刻为9月份的G20峰会所做的安全防恐布置,在当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如此的不计成本、精益求精、达致神工鬼斧的最高境界?以眼下这个实例对照白乐日的绝妙历史评论,读者便可以理解,延续了官僚统治传统的五个华人社会——中国内地最行,新加坡次之,香港澳门再次之,台湾居尾——在防堵恐袭方面,堪说是老马识途、驾轻就熟。

而欲发动恐袭的组织和个人在此面前,则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小巫见大巫。在西方自由开放社会里左右逢源、在半失败的国家里如鱼得水、在全失败的国家里海阔天空的恐怖主义分子,一遇到中华官僚统治的21世纪升级版,就沦落成秋后的蚂蚱!这并不是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吹自弹,这是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一位资深教授发的感慨——今年7月底他来香港,在座谈会上言及欧洲对恐袭防不胜防,笑道:“欧洲国家是搞不过这帮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怖主义分子的,还是中国政府厉害,最懂得如何对付这帮家伙!”

理性主义的文化根基

但是,仅仅有官僚统治这个上层权力要素,还是难以达到所有的华人社会在防堵恐袭方面的普遍成效。笔者体认到,下层的一个文化要素同样至关重要,那就是众人在信仰问题上的马虎主义,即马马虎虎、稀稀松松。中华文化传统里缺乏组织严整的宗教体系,被泛称为“儒教”的那一套伦理观念,其实不是宗教教义即“神启终极真理”,而是规范大众的为人处世之道,其核心精神是世俗的理性主义取向。社会思想大家韦伯所说的“去魅”(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pp.148-155),在西方主要是18 -19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使然,而在中华传统里,两千多年来大体上都是这样。

鉴于华人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也即汉族人两千年来都是这种取向,他们在宗教问题上不走极端,少有狂热。洋人观察近现代的华人,常常困惑于后者能够同时既信孔孟、也供菩萨、还进教堂。华人在宗教上的马马虎虎主义,令高喊“真主伟大!”的人肉炸弹式自杀攻击行为极少涌现,更遑论夫妻、弟兄、父子一道与敌共亡。环视全球,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信奉伊斯兰教的汉人加入“伊斯兰国”(ISIS)变作杀手——他们实在太理性算计了,他们的信仰激情远远达不到为进天国而当“圣战”烈士的狂热高度。

中华传统里的马马虎虎主义,早在20世纪初期,就被中西学贯通的先哲辈林语堂和胡适等人视为中国人抵御外来革命极端主义的文化根底(参阅周质平:《现代中国思想人物掠影》,台北:东吴大学人文社会学院,2015年版第74-77、94-102页)。笔者曾多次跟老外们解说:当今的中国,官方正面讲的是“马列主义”,其实全社会实践的是“马虎主义”,包括下班后的官员们都是一个样。这当然有不好的、值得批评的一面,但也有好的、暗含希望的一面,那就是中国人上上下下行事的灵活圆通。你们洋人可别忘记了,全世界执政的共产党从20世纪初以来共有几十家,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像模像样地率先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道路,一边大讲社会主义,一边“中干”甚至偶尔“大干”资本主义,用你们洋人的说法,是“素菜馆卖牛肉,卖得挺红火!”这一半是归功于邓小平上层的理性决策,一半是归功于中国全社会的马虎主义——大家没把官方意识形态看得那么神圣,不可更改。意识形态正面讲的是马列主义,实践中行的是马虎主义,这种圆通让中国人永远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不管那棵树上挂着什么庄严华丽的招牌。

中国本土源远流长的马虎主义也有被中断的几个时期,最烈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数的普通人出于政治宗教狂热四处放火焚烧、暴行施虐。可是这十年跨度在两千多年的中华长流里,只是一小片断。笔者三十多年前赴美国留学,聆听史学大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评论文革,他们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三十年埋葬不了三千年”,也即华夏三千年的传统,任凭毛主义的三十年折腾,终究无法将其连根刨掉。中华文化传统里没有fanaticism(宗教狂热)的主流,毛本人一旦撒手人间,他平生掀起的革命极端主义和政治原教旨主义就会退潮。

普遍世俗取向是极端主义的消解剂

读者若是不信,不妨翻阅未经历史虚无主义洗刷的中国当代史——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这个星期,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红司令的亲口鼓励,随即以无比的狂热,竭力将中华传统——实物的和象征的——统统抛进革命烈火一烧为快。然而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也就是中国融进世界资本主义经贸体系期间,我们再也遇不到那种实践政治宗教狂热的年轻群体了。海内外评论家常挖苦中国大陆的那些所谓的反美仇外“愤青”,说他们第一天上街游行高呼“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第二天就去考特福GRE,着手赴美留学的申请。在这之前,他们的爸妈早就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存在美国银行里了。

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好事: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再迷狂,绝大多数的中国年轻人内心里知道中国的明天包括他们自己的未来,绝不能立足于对世界文明主流的拒斥。如果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不热衷于当新一代的红卫兵而是想方设法赚钱、买车、购房、留学、直至办移民,中国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机率就很渺茫,

这恰恰是眼下许多人关注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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