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亚:免除传统文化的毒素

日本是第一个觉醒的亚洲国度,150年前就明确提出“脱亚入欧”论。很多人说日本没有反传统文化,他连亚洲都反了,怎么会不反传统文化?正是因为脱亚入欧的观念,日本才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因为一帮保守派倡导日本国学,所以日本反传统文化并不彻底,仅仅学到了西方文化的方法论,也就是科技,没有学到人家的世界观、宗教信仰和求真意识。所以,日本最终没有完全依靠自身完成其民主进程。日本的民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的督促下才得以成熟完善的。今天,日本把“脱亚入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印在纸币上以及日本人不断地获得诺贝尔奖,表明了日本要引领人类走向未来。

1.中国人被中国文化所奴役

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过一批汉简,内容大多是法律文书,其中有一篇《奏谳书》,记载的是当时的疑难案件。在那时,凡是地方官吏拿不准的案件,就要上奏长安,由廷尉府(最高法院)裁决。《奏谳书》就是地方官府和廷尉府之间,就疑难案件来往讨论的记录。有一个案例我初次看就很震惊,说是汉王朝刚建立的时期,有一个蛮夷(少数民族)的男子名字叫毋忧的,被捉住了。原来他在服兵役途中逃跑,算是逃兵,按照当时法律,要判腰斩。毋忧不服,说:“俺是少数民族,按照国家优待少民的政策,有权利不服徭役兵役,只是每年要缴纳五十六块钱。那钱我已经缴纳了,圆满履行了国民义务,凭啥再要我服兵役?我不服,你们抓我,是违反国家法律。”

官吏一听,事情很大,拿不准,就把这事上报长安:“禀告领导:按照国家义务兵役法,该犯确实要判腰斩;但该犯确实又是少数民族,府中官吏经过讨论,有两种意见:1、该人无罪释放。2、判处该犯腰斩。请领导定夺。”

可能处在非常时期,国家确实太缺乏炮灰,廷尉府的批复竟然是:“什么少民多民的,抓他完全合法。对,法律确实有规定,少民可以不服兵役。但是,既然征兵通知已经发到了他手上,他就必须服从(国家是不会错的)。所以,该犯必须判腰斩。另外,这种简单案件,还上什么奏?你们不会想吗?”地方官接到这份批复,吓得满头大汗,当即将毋忧拖到市上,拦腰砍成了两截。

当然,这是极端情况。若处在和平年月,政府还是多少讲点信用的。那样的话,毋忧的命运应该会不一样。因为优待少数民族,是一直以来的基本国策。那么残暴的秦朝,对少数民族也很优容,据《后汉书》记载,秦惠王吞并巴中,当地的成年男子,都可以获得不更的爵位。又据岳麓秦简,秦国刚吞并楚国的时候,为了怀柔,也为了维稳,大规模给楚国平民赐爵。普通的秦国老百姓很嫉妒:“老子在前方卖命,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好不容易挣来一个爵位,凭啥他们得来那么轻松?”但你也没办法,你打得过政府?哦,不对,政府只是个工具,工具本身不会打人,但掌握这个工具的人会啊,他们运用政府这个工具,专治各种不服。当然,如果你能拉起一帮人,也建立一个类似的工具,就可以和他们对磕了。项羽刘邦就是靠楚国这个工具,把秦国揍了个稀巴烂的。

总之,汉承秦制,优待少民的政策,也一并继承了。只是这种优待不是无限期的,等被征服地区对新的统治习以为常,优待就收回了。五十年不变?想得美,楚国和秦国,都用汉字,文化差别不大,过个十年八年,优惠也就取消,该收赋税就收赋税,该服徭役兵役,全部跟着内地来,一点也不客气。但对付那些没有文字,语言都不一样的少数民族,就不能心急,急则出乱子。

东汉时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湖南一带有个少数民族,叫武陵蛮。按照少民优惠政策,从汉高祖开始,这个民族的人每年贡献点自制的土布,就算完成了对帝国的义务。但在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突然上书,说大汉征服武陵蛮已经几百年,感觉同化得差不多了,也该把他们和汉人一视同仁了,奏疏上说“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廷议中,朝臣们基本赞同,只有尚书虞诩摇头说:“自古圣王,不臣异俗……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意思是:人家跟咱们风俗习惯不一样,也不识汉字,课堂上也不教中国史,还没有民族认同;名义上臣服咱们就行了,咱们也别得寸进尺,逼人家狗急跳墙。

但是皇帝没有听他的。这年冬天,武陵蛮们果然因此举兵造反。

大家想想,如果这些蛮夷都学会了说汉话,写汉字,还会反吗?肯定不会。他们一定认为:给朝廷缴税,服徭役兵役,是臣民天经地义的职责,不该唧唧歪歪。如果有人叽叽歪歪,他们还会集体呵斥:“对祖国不满,还不滚出祖国?太平洋又没加盖,可以游到爪哇去跟猴子作伴啊。”

因此,人归根结底,还是被文化奴役的啊。所以,鲁迅先生将整部中国历史简化为仁义道德背后的“吃人”二字,把中国特色的一治一乱归纳为“暂时做稳了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朝代循环。可悲的是,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变化巨大,但精神领域的罗网和大墙仍在,以“中国文化”之名扼杀个人权利、对抗“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2.中国文化是蒙昧的巫文化

中国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这问题争论很大。我们从小被教育是一种“博大精深”,但在西方文化的视野里,中国文化属于原始的蒙昧文化。在国外的博物馆里,中国的“文物”基本上是被放置在原始文化和巫术文化区域!当我在原始文化区域看到中国文明和其它各种蒙昧文明的文物放置在一起的时候,确实感到比较相似!和西方理性文明相比,我们和大多数的蒙昧文明看起来要相像多了!比如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医”、“农具”、“饕餮纹”、“恐怖的面具图案”等等,几乎所有的蒙昧文化都有相似的东西。特别是在自诩“博大精深”方面更为相似,几乎所有的蒙昧的文化都认为自己是“宇宙第一”!在蒙昧文明的世界中,我们并不孤独,也并不特殊!

如果不紧盯这人类文明的异类——西方文明,而是盯着绝大部分普通的人类文明,汉语文明早就是“国际社会”的优秀一员了。若要提出“中西方文化对比”这个概念,我们就必须先有直面自己野蛮的勇气!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勇气,所以在“睁眼看世界”近两百年后,汉人看到的还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如今,连东南亚的荒蛮之地都已经几乎普及了理性文明,而国人依然自我迷醉,这实在是令人遗憾!对西方文明的误解是汉人走向普世文明进程的极大阻碍!这阻碍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蒙昧文化中的佼佼者,所以,它具有了强大的蛊惑力和骄狂心,这就是中国人在理性的道路上寸步难行的原因!

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中全面落败,并且是惨败!开始的时候,中国文化将西方文明定义为“奇技淫巧”、“坚船利炮”。后来,发现西方的物质技术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在坚船利炮的背后还有复杂的科学体系,再后来,发现人家政治制度更加文明,再发现人家的医学、心理学非常高深。“博大精深”的脸皮再厚也兜不住了,于是转向一些“非物质文化”领域继续意淫,说“我们的艺术诗歌发达,我们的周易是超级智慧”,利用这些领域的巫术特征开辟一块最后的根据地,但幸运的是,这个最后的根据地也破产了!

随着互联网信息的传播,我们发现西方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辉煌!到卢浮宫现场观看艺术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那种直接的震撼迅速的捣毁了博大精深的谎言。西方文明在雕塑、绘画、建筑、工业设计、家具设计、音乐、电影、文学、动画片、童话等等的一切方面都有着极其优秀的作品!“博大精深”绝不仅仅是在“坚船利炮”方面远逊于西方文明,就是在艺术和审美方面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西方文明是一个全面的整体的强悍文明!

看看邻国韩国,仅仅10万平方公里的半岛、5千万人口,在接受了西方文明之后短短几十年就可以全面抗衡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现在的韩国可以在足球、篮球、围棋、体操、计算机、智能手机、汽车、家用电器、音乐、舞蹈、电影、建筑、艺术设计等几乎所有的方面,全面的抗衡中国,甚至是远远超越!这难道还无法使我们惊醒吗?要知道,这不是人种的差异也不是勤奋程度的差异,这就是文明之间的差异!

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以古希腊为中心,古希腊的文明源头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以说西方文明是人类智慧的集大成者,并不是谁的专利!现在绝大部分的“西方人”都是西方文明的学习者而不是创造者,中国人就更应学习西方文明!人类产生了伟大的西方文明,这不是中国人的灾难而是中国人的福音,中国人有权享受这一文明,而享受的前提是学习和掌握西方文明。中国应该庆幸西方文明能够帮助我们创建和谐社会和幸福人生,汉人为什么要对此耿耿于怀呢?人类具有几十万年的历史,中国文化不过区区几千年,汉人何必拘泥于这几千年的历史而忘记了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呢?

我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其它的身份。我们生下来,头上并没有印着“中国文化传人”的印签,也没有“不得学习西方文明”的基因密码,我们为什么就必须死守这蒙昧文化呢?要知道,是人创造了文化,而不是文化创造了人!老子、孔子有自由思考的权利,同样,今天汉人也一样具有思考的权利;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匍匐于我们的脚下,同样,我们也不需匍匐在任何人的脚下!

在科学、技术、艺术、政治文明的对比中全面落败之后,中国文化退到了哲学和思想这个普通人陌生的领域,做最后的忽悠。但这些蒙昧文化的守望者所不知道的是,哲学和独立思考恰恰是西方文明最核心、最强大的所在!这样的对决,将是更为难看的一场全面崩溃。在西方文明的严密而尊重人性的哲学体系之下,蒙昧文化除了谩骂和忽悠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只要中国文化不借助暴力对人们进行蒙蔽,只要人们可以公正的看到两种文化的对话,中国文化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就必将灰飞烟灭!

在理性文明的世界里,蒙昧文化有存在的自由,人也有选择自我蒙昧的自由;而在蒙昧文化的世界里,理性文明却没有存在的自由,人并不具有选择理性和独立思考的自由。这就是两种文化的天壤之别!很多夜郎自大者说:“你看看韩国日本,就是保留了学才发展起来的”。这几乎就是在睁眼说瞎话。中国文化在这些社会里相当于一个小小的装饰品,绝不是他们的中流砥柱!每当我听到那些夜郎自大者说“你的血脉是中华血脉,你必须跪拜在圣贤的脚下,听我的教诲”时,就不由的感到愤怒!我只想对这些人说“该吃药了”!

3.尹胜:为什么我要反传统文化?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为这是好的观点。平等就是无贵贱,提“贵或轻”显然是等级思想!这话可以骗到很多民众,但儒家又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是典型的逻辑混乱,自相矛盾。既然君轻民贵,受罚挨打应是君王大夫,怎么受苦挨打的事都落在庶民身上呢?!这不是谎言是什么?

中国对平等的理解:要么是平均;要么是一致;说什么山有高低,树有大小,没有绝对的平等。这同样不是平等的意义,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生而平等,游戏规则的平等,人格尊严的平等,绝不是平均和一致。中国人普遍没有理性思想,也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甚至,对掌握概念的常识都极其缺乏。也难怪,满大街写着自由平等公平公正,在他们眼里也仿佛并无任何意义。问题出在哪里呢?在于这国的教育里,根本上就没有把这些概念知识与形成的相关逻辑普及下去,没有求真的精神传导。当然,真要普及了,现在的极权也搞不下去了,所以最好就是混淆概念,搞得似是而非,蒙一天算一天。

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信仰原本是天。《易经》开篇就讲天地,可是讲天地其核心都是在讲君子、大人;而君子和大人说的都是权力阶层的“王”。《易经》被称为百经之首,万学之源,诸子百家的思想正是《易经》所奠定的。《易经》和诸子百家,都是围绕“王道”而展开的强权意志,绝无对客观世界的科学性探索,虽然偶有涉及到一些自然现象,那也仅是为了举证说明王道有多么符合宇宙真理、多么符合天意罢了。他们并非出于人性、站在客观的立场去研究探讨如何为生命谋幸福,而无一例外都是站在“王”的立场,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去考虑如何“治民统国”。王道就是王权之道,也是强权之道,更是一种统治之术,驭民之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安国兴邦”。维护王道就是维护强权,维护不平等。只要是王道思想,那就是奴隶文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官方思想就是王道,法制叫王法,军队叫王师。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倡导恢复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周礼。除却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也都是王道思想,只是手段方法不同而已。古汉语连自由、平等的词汇都是没有的,都是奴隶思想和奴隶文化。

《易经》开篇就是乾卦,“天行健,君子应自强不息”。就诸子百家著述而言,是处处有天。从西方“君权神授”来看,中国无疑也是“君权天授”,这个天实实在在就是中国人和汉语文化最本源的信仰。北京有天坛,国人供奉之牌位为“天地君亲师"。汉人言心为天心,善良为天良,做坏事会“天打雷劈";因为“人在做,天在看"。汉人立誓说“仓天在上",祈祷言“老天保佑",称天为“天老爷",就算造反也要“替天行道"。婚姻好叫“天作之合”,手艺巧叫“巧夺天工”……汉人是一个无处没有天的民族。这也可以充分说明,天确确实实是中国人的信仰,也是汉语文化的根源所在。

天不是宇宙,宇宙一词在《淮南子》中就已出现。宇宙是包含了一切时空的总概念,而天到底是什么呢?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精神的,既不是神格的,也不是人格的……而是一个抽象概念。关于天的解释多如牛毛,而最贴近信仰核心的解释,那就是说文解字的“至高无上”。“至高无上”的天,其本质直指产生宇宙和决定宇宙的“绝对真理”。这和“至高无上”的基督是一个意思,是事物终极的本源。“天”与“基督”的区别,仅仅在于基督是人格化的“绝对真理”,而天却是非人格化的“绝对真理”。天是指向宇宙的“绝对真理”,而道是什么呢?《易经》说“一阴一阳谓之道”,说明道仅是现象、法则或规律。天与道的关系,就正如西方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世界观决定方法论,一切方法论都围绕着世界观并且由世界观引领而展开;但世界观也离不开方法论的支撑,没有方法论的世界观,也是无法论证和实现的。

天是汉族的核心和主旨,而道只是天所衍生出来的规律和法则,或者说道只是天的方法论。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逻辑是极其颠倒的。天即然至高无上,怎么还要法道法自然?这是让世界观服从方法论,让绝对真理服从规律的原始思维。这完全是强盗逻辑,本末倒置。

诸子百家都无视天的“绝对真理”,完全陷入了方法论“道”的层面的阐释探究。这种背离还不算最坏的,他们不仅丧失了对“绝对真理”的探索,而且在研究肤浅的“道”时都选择了投靠强者的“王道”,兜售权谋术。天道是以天为核心展开的规律和法则,而王道仅是围绕王权而展开的规律和法则,所以,汉语文化就此丧失了至高无上的天信仰,完全堕入“王道”,成了奴隶文化。虽然诸子百家偶有论及自然,但其根本还是拿自然现象来证实王道是如何的正确,粉饰王权有多么的符合天意和真理,以此忽悠愚民。

更为让人生恨的是,诸子百家居然把“天道”套在了王的身上。这就好比是给一个流氓披上正义的外衣,也如给一个强盗披上了仁慈的袈裟,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百家之言,皆是研讨如何驯服收拾那些“刁民百姓”来为王服务,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统一。并且,他们将这样的思想假借用“道”的诡辩逻辑,将其篡改成“天意”的真理,并且在王权的推助下成了化育万民的中华文化。所以,《易经》和诸子百家毫无疑问就成了一种活生生活的奴隶文化,并且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举世罕见的。这种奴隶文化得到各方诸侯王的赏识和推崇,于是,一时间就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盛况。由此,居然还被无数的后来者误以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言论自由时代,思想爆炸时代。

诸子百家被王道鬼迷心窍,远离真理之天,丧失自然之道,导致了汉语文化丧失了对“天”的信仰,完全堕入机会主义。可以说,中国从先秦到至今的思想史,仅是一部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思想史。什么“禅宗”、“特色”,都是以王权、王道为核心所产生的苟且偷生的机会主义。正是由于中国文化都是围绕王道展开的屈服于强权意志的奴隶文化,所以根本上也没有超越世俗功利的对真理与正义的探索:既没有科学的产生也没有哲学的产生,甚至连基本的思想工具和方法都是缺乏的,那就是逻辑和理性;并且导致了汉语文化两千多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致使中国人蒙昧不堪,软弱狡诈,受尽欺凌,世代为奴。

诸子百家全数落入王道的原因,就在于《易经》的偷天换日之术。《易经》借天之名,假道之义,就为了说王道。而追寻王道究竟,不外乎就是把这个符合宇宙自然规律的“道”,以诡辩术和强盗逻辑将其包装成伪信仰,从而成就其合法性,维护其强权的正当统治而已。这种包装所用的花言巧语,就是来自于原始巫术、八卦所衍生出来的阴阳五行以及汉代董仲舒的贵阳贱阴的思想。

诸子百家的王道思想,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备的奴隶文化,它不仅能让智识阶层为当权者着想,而且还能让被统治者也为当权者着想,这是让统治者何等快活的事情?!全世界都没有的好事,而中华文化独有,这就是元、清、共统治者都不愿意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原因。

奴性,如果从文化拆解开来,那无疑就是忠孝。忠是汉语文化的核心,孝只是实现忠的手段,这也是“王道”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由于强权意志的文化核心是以忠为目的的,而孝只是为了实现对王权的忠的一种手段而已。无论是忠和孝,都是单向的、绝对的服从和顺从。要做到忠孝,就必须畏惧权威和长辈,无条件地忍让,不断地放弃自己天赋权利,这显然是自甘为奴的奴隶思想。一个人,真正的做到了忠孝,那就绝对是一个完美的奴隶。关键是一个人因为上天或上帝赋予了他很多自然属性,扭曲自己是很痛苦的,仅仅因为畏惧,人们就假装了服从和顺从,这就是传统文化虚伪和欺骗的根源所在。而这种虚伪和欺骗的文化,加上强权意志和祖宗崇拜的信仰,导致中国人的人格就是充满奴性而又极端虚伪愚昧,同时又是十分暴虐的。

那么中国人的奴性是如何养成的呢?首先是家庭的孝道塑造。其次,还有历代的血腥暴力杀伐,让国人处在对强权的恐惧之中而顺服。另外,还有诸子百家劝说大众接受“孝道”全面奴役。孝除了是忠的根本外,同时又把原本属于社会的养老义务强加给孩子。为了自己的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功利目的,中国人一代代的都给孩子们灌输孝的理念,害怕他们背叛自己,让自己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然而,对于孝的接纳,基本就是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权利和人格,这样就成了真正的奴隶,也就具备奴性。这种孝的人格养成,对于王权最终的忠的实现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逻辑。中国人奴性的培养主要是在家庭,社会的影响虽然也是很大的,但是相对于家庭影响还是有限的。

中国人历来灌输都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忠孝观念,这无疑是愚蠢和野蛮的。忠是王权对大众权利的剥夺,继而是特权阶层对普通民众权利的剥夺,那么孝只是实现忠的手段和方法,这也是父权对子权的剥夺,而最终却是实现王权对人权的绝对剥夺。这种以剥夺人的天赋权利为目的的文化,就是整个汉语文化的核心意义所在。也就是说,所谓的汉语文化都是围绕强权意志展开的,以王权、强权对老百姓人权的剥夺为最终旨归的,所以汉语文化被定义为奴隶文化。

要建立和传播自由平等的信仰,反中国传统文化也会成为必然,因为自由和平等需要人们具备自由意志、独立思想、科学精神。而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虚伪懦弱、愚蠢狡诈的人格,这样的人格岂能具备独立思想、具备求真的科学精神?走向民主首先要靠人的觉醒,主动推进社会走向现代文明。欧洲走向民主的过程,都是大批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神学家,对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不断的演绎、传播,人们思想改变后才形成社会变革的。

然而,在追求自由平等过程中,似是而非的传统文化只能混淆是非。中国传统文化全是集体主义思想,根本缺乏对个人意志的捍卫和认知。至少在目前强烈的民族主义所主导的意识形态里,传统文化依然具备着最强大的愚民功能。当然还有佛教的无正义慈悲思想和消灭个人意志的教义,都不利于人权保护。

必须明确:制度万能是错的。饶毅说,高考我从来没有批评过,因为高考制度改革的问题既不在教育部,更不在大学,而是全中国人都有问题。高等学校录取制度含很复杂的文化问题,包括全民的互相信任度,在信任度很低的中国,如果用美国高校录取制度,马上会变成一个极端腐败的制度,推荐信、课外活动恐怕绝大多数会是造假的,因为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解决诚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体制改革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很多人都说,汉语存在了几千年,总有它精华的一面。事物的好坏与其时间长短并没有依存关系。一个面包要有三五天以上,估计很多人都不敢吃了。所以,时间长短并不能成为判定事物好坏的标准。判断文化和思想的标准是:这种文化是否符合人性和人权,是否具备普世文明的价值?很多人以时间长短作为事物判断的标准,这是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科学精神,是科盲。许多传统文化粉丝,连文言文典籍都是没有阅读过的,更没有能力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整体和多向度的对比了。

六大回合伊斯兰教为何无法征服中国

别以为中华文化就是金钟罩、铁布衫,只有我们同化别人,没有别人同化我们的事?我们中华文化,能传承几个世纪直到今天,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的文化有多伟大,而是因为两个原因。

为什么绿教没有征服过中华?因为正在征服过程中。事实上,伊斯兰文明一直有向东扩张的倾向。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线来看的话,比如以千年为单位,可以看出,伊斯兰文明一直在和佛教文明、儒家文明进行激烈而残酷的斗争,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不断产生新的平衡,又不断打破旧的平衡,这个平衡点,从怛罗斯开始,在千年的历史中反复摇摆,一度推进到华夏文明的腹地——西安,如果换一个角度,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经过长达一千年的战争,伊斯兰的影响力一步一步的从中亚渗透到华夏文明的内核区域之一。

第一回合:阿拉伯帝国vs大唐帝国

公元739年之前,大唐和阿拔斯王朝并没有直接对抗的环境,大唐钦点突起施作为葱岭以西中亚各国的“保护人”,作为大唐和阿拔斯王朝之间的缓冲。但在739年,唐朝平定突起施苏禄部之后,突骑施内部二姓相争,实力大减,失去了作为中亚各国保护人的作用,为阿巴斯王朝的东进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天宝九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认为石国“番礼有亏”,前往征讨,石国王降后,高仙芝背约将其献俘杀害,引起中亚各国的不满。石国王子逃入河中地区,引中亚各国欲攻四镇。高仙芝在751年秋,率领葛逻禄以及拔含那军队三万余人深入700余里,与十万阿拔斯王朝的军队战于怛罗斯。对峙五天后,葛逻禄人临阵背叛,“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

怛罗斯之战可以视为高仙芝平西域之战的延续,对唐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关系,以及各自在西域的范围几乎没有影响,仍然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安西四镇已经是全盛时期统治的极限,而阿拔斯王朝同样要忙于稳定征服的叙利亚地区无力东侵。在这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第一次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

第二回合:喀啦汗王朝vs于阗王国

喀啦汗国是西迁的回鹘后裔,在9、10世纪之交,喀啦汗王朝的统治者在与波斯萨曼王朝的战争中接触到伊斯兰教。喀啦汗奥古尔恰克的侄子萨克图为了取得河中地区穆斯林的支持,首先皈依伊斯兰教,随后在圣战者的支持下打败了他的叔叔,自称博格拉汗。伊斯兰历330年(公元942年),他依靠伊斯兰的力量占领巴拉沙滚,成为全国的大汗,在他的儿子和孙子统治时期,伊斯兰教正式进入新疆,成为喀啦汗王朝的国教。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国家。

喀啦汗王国完成伊斯兰化之后,开始对信奉藏传佛教的于阗王国发动“圣战”,经过四十年的征服(约960-1000年),西域千里佛土血流成河,成为真主的土地。十一世纪初,喀啦汗王朝的疆域达到极盛,以新疆的荒山隔壁为界与高昌回鹘(高昌回鹘以汉人和回鹘人为主,受辽和宋的影响,佛寺兴盛)为邻。在这个回合,伊斯兰文明拓地千里,新疆东部的高昌回鹘王国成为佛教文明抵抗伊斯兰的前线。

第三回合:塞尔柱王朝vs西辽

1134年,懦弱的东喀啦汗易普拉辛无法有效统治国内的葛逻禄人,叛乱四起,便请求耶律大石到他的都城巴拉沙滚来,耶律大石“登上他那不费分文的宝座”,封易普拉辛为土库曼王,保留对喀什葛尔和和田的统治,作为西辽的附庸继续存在。

1141年,已经成为塞尔柱王朝附庸的西喀啦汗国爆发了与葛逻禄的冲突,西卡啦汗马赫穆德向塞尔柱苏丹桑贾儿求援,葛逻禄人向西辽皇帝耶律大石求援,桑贾儿率十万骑兵度过阿姆河,双方在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万会战,塞尔柱军队打败,桑贾儿带着马赫穆德退入呼罗珊,塞尔柱王朝的实力退出河中地区,西卡啦汗国另立新汗,成为西辽的附庸。卡特万之战是佛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一次反击,两个文明的平衡重新回到了中亚地区。信奉佛教的西辽皇室实行温和的宗教政策,允许人民自由选择信仰各种宗教,对附属的喀啦汗王朝也很少干预其内政和宗教政策。在西辽王朝统治时期,各民族宗教矛盾趋于缓和。

第四回合上半场:帖木儿帝国vs大明帝国

截止13世纪初,伊斯兰已经控制了整个新疆,而随后的蒙古帝国崛起,横扫亚欧大陆,打断了阿拉伯的进一步扩张。但依然留下了更大的恶果:回回大规模在甘陕定居。明朝建立时,就不得不开始着手处理甘陕的问题,但终身未能在西域将伊斯兰势力赶出甘陕。

1404年帖木儿东征明朝,途中去世。东征明朝的时候帖木儿已经70岁了,而且和明朝隔着瓦剌和别十万八千里……他的后裔征服了印度。

第四回合下半场:吐鲁番vs大明帝国

1514年吐鲁番占领哈密卫,从此明朝再也没有控制过哈密。

第五回合:叶尔羌vs准格尔

在清王朝康熙时期,准噶尔崛起,噶尔丹是佛教系对西域的一次猛烈反击,新疆的穆斯林国家叶尔羌被噶尔丹灭掉,但清王朝在灭掉噶尔丹并未着手处理新疆的穆斯林问题。仅仅两年,代表穆斯林势力的大小和卓便迅速叛乱,随后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清廷才开始正视新疆的穆斯林问题,设立伊犁将军、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等机构。虽然中央正式确立的对新疆的直接管理,然而新疆汉人势力的衰弱,让西北的局面变得十分不稳定。

第六回合:洪福汗国(阿古柏)vs大清帝国

虽然清廷最终以雷霆手段强硬收复了新疆,但仅仅是行政收复,文化上新疆以然伊斯兰化,再未收复,直至现在也未文化收复。

别以为中华文化就是金钟罩、铁布衫,只有我们同化别人,没有别人同化我们的事?我们中华文化,能传承几个世纪直到今天,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的文化有多伟大,而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的祖先占据了东亚最适合人类繁衍的地带,人口基数一直很大,即使最弱的时期,对周围民族政权的人口优势也一直是碾压状态。人口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有了人口,怎么发展都行,没有人口,就算有再好的制度条件,也很难发展起来,尤其在古代那种丛林社会里,没有人口优势,注定国运不昌。

第二个原因: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中华文化有两次最危险的时候,一次是安史之乱后,一次是元朝中期。

首先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前,大唐如日中天,盛世高歌,长安城下,明皇抚琴,贵妃起舞,转身奏歌卧君怀,怎料已然危机四伏。公元751年8月,怛罗斯之战大败,大唐联军在和阿拉伯联军的战争中败下阵来,虽然战败,但对大唐并不是致命的,战后,唐军卷土重来,仍然在中亚进行扩张。但是接下来的事件,对大唐确是致命的,甚至影响了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历史进程,那就是无数历史学家痛心疾首的安史之乱。公元755年12月,大唐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短短地一句话,却写尽了对盛世大唐的惋惜之情。

安史之乱后,河北一带彻底胡化,不听中央号令,直到六百年后,朱元璋北伐收复故土,这块土地才重新回到汉人王朝的控制中。安史之乱后,国势骤降,已然无力恢复对西域的统治,甚至连河西走廊到河湟一带,也被吐蕃占去,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吐蕃不过占领这块土地一百多年时间,已将当地汉人全部同化,汉人的小孩不学汉话,都学吐蕃话,对唐王朝更无效忠之心,甚至把唐朝当作敌人。所以才会有司空图的那首诗:

河湟有感

一自萧关起战尘,

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

如果安史之乱后,阿拉伯阿巴斯王朝趁唐朝内乱,联合周边一直被唐朝欺负的民族政权,进攻唐朝,结果会是怎样,还真的无法预知。在安史之乱前,大唐周边的那些民族政权已经被强唐欺负了上百年,安史之乱对他们是重大利好,如果真的有一股强势力量带领他们复仇唐朝,结果还真不好说。但紧接着,阿巴斯王朝也发生了内乱,没有继续东扩战争,由于吐蕃的崛起,中亚成了吐蕃的势力范围,也在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阻碍了中原腹地被阿拉伯伊斯兰化。

总的来说,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的,在由盛转衰,大厦倾覆的情况下,阿拉伯帝国内部也出了问题,无暇东侵。我们躲过了伊斯兰的侵袭,躲过了中华文化被彻底湮灭,但是西域那块土地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西域是千里佛国,中原的佛教就是通过西域传进来的,从此正式开始伊斯兰化。等到一千年后的公元1759年,准格尔汗国被清朝彻底打败,西域再次回到中华王朝的怀抱中时,这块土地的佛教文化早已不复存在,连渣都不剩了,而伊斯兰势头正旺,还在东扩,直到新疆全面伊斯兰化。

元朝时期就像国歌中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一位蒙古族皇帝,他就是元武宗,元朝第三任皇帝–孛儿只斤·海山,早年在宫中受过一定程度的儒学教育,文化上,在崇信藏传佛教的同时延续宗教自由政策,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1307年元成宗无嗣而崩,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发动政变,除掉了成宗皇后伯岳吾·卜鲁罕及她试图拥立的安西王阿难答。

阿难答,成宗皇后是想立他当太子的,那么这位有可能当大元皇帝的阿难答又是什么来路呢?元世祖忽必烈之孙,安西王忙哥剌之子。元成宗去世后,曾与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争夺帝位,失败被杀。他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贵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有希望争夺帝位的穆斯林。这个阿难答身为蒙古人,竟然是一位蒙古穆斯林,差点成为大元的皇帝,华夏大地的最高领导人。据拉希德丁《史集》记载:阿难答自幼受一穆斯林家庭抚养,“木速蛮(即穆斯林)的信仰在他心中已经巩固起来,不可动摇”。“他在自己的营地上建立清真寺,经常念诵《古兰经》,沉湎于祈祷”。“他还使依附于他的15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归信了伊斯兰教”。

这一幕熟悉吗?这不正是世界各国的伊斯兰进程吗?如果真让他当了元朝皇帝,那么全国范围的伊斯兰化势不可免,你我上学时念的就不是《论语》《三字经》了,而是《布哈里圣训》《古兰经》了。有人可能会说,即使阿难答当了元朝皇帝,我们也不可能伊斯兰化,中华文化一定会把伊斯兰文化同化。那请问:元朝时,蒙古人从西域中亚带来的色目人,都过去块八百年了,他们被同化了吗?回民还是回民,信仰一直没变过,而且人口还在扩张。当时元朝统治下的汉人,民族自豪感早已荡然无存,民族自信心也损失殆尽,元朝是汉人政权第一次全面亡国,但并没有亡天下,如果阿难答做元朝皇帝,那就是彻彻底底的亡天下,一旦亡天下,中华文化绝无翻身可能。

什么叫亡国?蒙古人灭了汉人的宋朝,建立了元朝,这叫亡国。一百年后,汉人大起义,朱元璋北伐成功,恢复汉家天下。

什么叫亡天下?古波斯人被阿拉伯帝国灭国,彻底伊斯兰化,直到今天,伊朗不论政权更迭,都自认是安拉的子民,都不承认古波斯文化的先进性,不承认波斯的雅利安血统,这叫亡天下。

在伊斯兰的威胁面前,大元境内的所有民族利益一致,那就是坚决反对伊斯兰化。元武宗信仰藏传佛教,倡导宗教信仰自由,对儒教也是尊崇的态度,但是对于伊斯兰,他的头脑是相当清楚的,因为伊斯兰明显违反“祖宗之道”,要坚决打击。阿难答为争夺帝位,建立他所畅想的大元伊斯兰国,发动对元武宗的战争,最后兵败被杀。虽然全国化的伊斯兰进程被终结了,但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化已不可避免:阿难答死后,安西王的领土被转封给帮助元武宗海山夺取帝位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他镇守川陕地区时,对伊斯兰教不支持,并从严限制。但是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已成气候,正处在方兴未艾,生气勃勃的上升阶段。阿难答及其部下的改宗伊斯兰教,对宁夏地区该教的传播发展和回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同治陕甘回变可以看作此人政策的一项远期成果。学界做过当时陕西关中平原民族构成的分析,回族占关中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吧,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我们能看到,直到今天,伊斯兰在整个中国西北依然有很大的影响,而那块地区,正是华夏民族的龙兴之地啊。无论元朝有多么不好,但在这件事上,元武宗彪炳千古,不论他的初衷只是争夺权位。

明朝,要不是当年帖木儿死在东征的路上,华夏文明又要呵呵了。

从武力上来看帖木儿帝国打西边的奥斯曼像打孙子一样容易,西边打完了,帖木儿拼上全部家当,20万铁骑讨伐明朝,就要完成当年蒙古帝国那样的伟业,所以对于入主中原势在必得。明朝根本无法抵挡,朱棣纵然是个很能打的皇帝,但独木难支,而帖木儿发起进攻明朝的时机,正是选择朱蒂叛乱夺权未稳的时刻,还打着讨伐朱蒂篡位旗号来减轻中原人民的抵抗情绪,可见贴木儿是多么滴老谋深算。同时,帖木儿还标榜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以此拉拢北元势力,借助蒙古骑兵,一起攻打明朝。也是满达入主中原的前传,看来真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而在蒙元统治刚结束,中西部大量穆斯林人口,要知道穆斯林是凝聚力非常强,并且是跨种族的信仰。

在入侵时,大量中西部汉族穆斯林,有能给贴木儿做内应,提供粮草,补充兵员。据《明史.西域火州传》记载:“永乐四年五月,命鸿胪丞刘帖木儿护别失八里使者归,因赍彩币赐其王子哈散。明年遣使贡玉璞方物。使臣言,回回(即中亚人)行贾京师者,甘、凉军士多私送出境,泄漏边务。帝命御史往按,且敕总兵官宋晟严束之。”众所周知,甘、凉军士中回族、蒙古族多,尤其是穆斯林多,此次事件显然与前一年帖木儿东征有关。他们既能私送回回行贾京师者出境,还敢“泄漏边务”,当然更会在战场上临阵倒戈。由此看来,由这些人把守的嘉峪关想顶住帖木儿军的攻势,无异于天方夜谈。即使贴木儿首轮干不掉明朝,也能在中西部常驻下去,而且伊斯兰教极强的传播能力,只能让更多的人民信仰穆斯林。明朝被打不死,也得被绿化。

纵然明朝的中原已经被回回渗透得筛子,明朝可没有能力对伊斯兰大军进行“反渗透”。也有人指出帖木儿劳师远征等不利因素,对于中国战败的预测有争议。好吧!就算明朝大胜,斩敌一半,俘获一半。10万俘虏要不要杀光?如果不杀光,表明上是明朝胜了,从历史的长线中依然是伊斯兰胜了。要知道,在山东横行的回回是菲律宾苏禄的移民后裔,在海南与中国海军对峙的回回是被越南排外的占城难民。几经风霜,主仆易位,这10万伊斯兰俘虏的后代也将俘获中华文明的后代。只要帖木儿大军走到中国,不论战果如何,伊斯兰都是胜利者。

而伊斯兰教是由阿拉伯强盗发明传播的一种宗教,迎合人性的黑暗面,对普通大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如今伊斯兰教传遍世界,信徒几十亿已经说明一切。这是儒家思想无法比拟的。如果贴木儿入主中原成功,中国90%的人口都将成为穆斯林,而儒家思想只能保留在官僚阶层一种小众文化。儒家文化在强大穆斯林面前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最后,中国大量民众都将大量使用阿拉伯文书写,因其是拼音文本要比复杂的汉字好学的多,汉字将不再是中华大地的主流文本,而失去统一书写的汉字,各地不同的方言很可能导致中国文化上的分裂,进而造成中国无法统一的大分裂,如同欧洲,阿拉伯世界一样。

中华文化一旦被伊斯兰文化倾覆,绝无翻生之日,可以看看那些古代河流区域的文明现状:中华文明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交汇形成的文明,并且融合了周边部族的文明,所形成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古印度文明发祥于印度河流域,古印度文化早已断层,印度河现在巴基斯坦境内。古巴比伦文明发祥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早已灭绝,两河流域现在活跃着伊斯兰国。古埃及文明发祥于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只剩历史,尼罗河流域现在是伊斯兰国家。都几千年过去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谁还会相到这片土地上曾经产生过璀璨的文明。

莫拿中华文化的先进来说事。看看现在北非西亚一带,他们的原文明难道就比中国差?我们平时经常嘲笑印度三哥,可曾知道古印度文明要比古中国文明发祥更早,更先进,中华文明有相当一部分是受古印度文明影响。我们经常自豪自己的汉字,几千年来一直沿用至今,可曾知道古巴比伦的苏美尔人公元前3200年就发明了楔形文本,比甲骨文还要早2000年。古埃及在数学,工程学方面的发展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这些古文明都曾深刻影响着这个世界,可是已经断代,那些传承的人们要么是被灭国屠杀了,要么是被异族文化同化了。那是因为他们被打趴下,然后套上颈环。然后就像狼训服为狗一样。一代不服,那下一代呢?吃不吃猪肉根本不是问题,中原兴盛的佛教什么肉都不吃。暴力胁迫下的剃发留辫也实行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总有一代会屈服!

只有我们还传承至今,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好的地形条件,能天然阻挡异族的入侵。无论是武力征服,还是文化渗透,近和远的差别太大了。一旦距离远了,不但军队的后勤补给跟不上,而且一出征就几年,自己大本营出什么问题都不知道,非常危险。文化渗透方面,很难跳跃着来,只能步步渗透,一旦在某个点受阻,那进程就会停滞。伊斯兰教势力笼罩的除了半岛,就是其周围近的地方,包括北非、东非、东欧、西亚、中亚以及东南亚。有人会问,东南亚不是很远吗?其实没有那么远,因为主要是通过海路来,和东非是一样的。伊斯兰再强,距离是无法跨越的。猜一猜哪里的伊斯兰势力最少?对,就是离伊斯兰内核区最远的地方,日本和南美。即是一个强文明,拜占庭帝国。但它的悲剧是离伊斯兰内核区太近了,最终逃不掉被灭的命运。另外一个类似的,就是波斯文明,波斯文明曾经勇敢反抗伊斯兰,最终没有抵抗住,也是太近了。现在的伊朗人,已经完全不承认波斯文明,只认伊斯兰,真是让人感慨。印度文明运气就不错,因为距离稍远一些,而其统治者虽然是伊斯兰化突厥蒙古人但不属于内核伊斯兰体系,宗教政策开明,使得印度文明保留了下来。当然,除了这些近但文明强的状况,也有很远但实在文明很弱,一感染就同化的例子,比如印度尼西亚的那些岛屿。

那些消失的文明也没我们这么好的运气,每到最危险的关键时刻,总能化险为夷。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都是一马平川,新崛起的大帝国都会试图征服这些地区,改变当地的民族、文化、人口结构。而在没有航海技术的古代,西方大帝国要想征服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得先翻越帕米尔高原,再吃一路沙子,等打到河西走廊,已是强弩之末。而在中国历史中,绿教帝国的强盛期与东方帝国的强盛期惊人一致,四大哈里发时代的强大阿拉伯与天宝时代的盛唐自是难分高下,大唐转衰后不久,阿拉伯也陷入长达三个世纪的内斗与西方基督教的反攻(法兰克)最终走向分裂。在宋代衰弱时,又赶上十字军的百年东征。瘸子帖木儿不是叫嚣,要占领中国吗,走到一半自己先挂了。所以我说,中华文明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一个文明能3000年里长盛不衰,靠的不光是实力,更要靠运气。

汉人今天还保持独立,一方面是祖先给力,遗泽丰厚。另一方面就是上天保佑了。人与人之间的本质真的没有多大差异。实话说,今天中华文明的状况并没有比伊斯兰好太多,甚至还有所不如,至少伊斯兰教仍然存在于穆斯林的生活中。中华文明则基本上从生活中消失了,余下的也就剩汉字和一些节日了,兴个汉服还能被扣帽子,跟伊斯兰教的存在感根本没法比。还有人没有民族文化危机感,以为中国可以重新像汉唐一样,唯吾独尊。别搞笑了,今天的中国只是世界的非主流而已,中国人移民到欧美是要信基督教来融入当地的。趁现在有空,大家还是想想怎么样当世界的少数民族吧,看看世界会不会对中国人两少一宽。要知道穆斯林在世界上都比华人主流。

但是距离的运气已趋于消散。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有了飞机火车,肉体征服的距离远近不是问题;有了互联网,文化渗透的远近也不是问题。大欧洲斯坦,不是没有可能;中华斯坦,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要认为中华文明有什么特殊免疫性,然而并没有啊同学们!我们只是离得远而已,然后坚持了自己的文化,这并不代表以后一直安全。

有句话叫“命是弱者的借口,运是强者的谦辞”,国家亦如是,国运好因为我们的祖辈父辈,足够坚强,足够努力,度过了一次次的厄运。我想危机之中的前辈们是不会觉得我们国运好的,而应该是每天都觉得国危如累卵,好在虽然不断失败,但他们没有放弃,才有我们今天笑谈“国运”的好时光。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努力,为后代打造更好的“国运”。而如果我们将祖辈奋斗出来的民族生存空间当做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忘了努力,那天上很快就会砸下石头。

國人历史观的几个笑柄

由于写史的原因,常与国人谈论历史,当然免不了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一开始还以为是国人接收的历史信息出了问题,久而久之,发现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信 息的吸收,而是在于思维方式本身出了问题,今晚闲暇,特下笔谈谈这个问题,提醒一下,所谓诤友,知无不言,希望能使国人开窍一些,聪明一点,别再自欺欺 人。

笑柄一:“我可以反帝,你不能独立”

中国有不少所谓的文化人、历史爱好者,每当谈起外蒙古独立这段历史,往往不约而同地发表这么两点看法:1、国民政府无能,丢掉了外蒙古;2、新中国太反动了,竟然支持外蒙古独立。

这些所谓“文化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显然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外蒙古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外蒙古人民独立是非法的。

事实上呢?——事实上,外蒙古在明朝乃至以前,都不是中国人的地盘,外蒙古在清朝初年归顺了大清帝国,是慑于大清帝国的武力,1912年大清帝国通过《清 帝退位诏书》、将外蒙古“转让”给中华民国,这件事并没有征得外蒙古人民的同意,外蒙古人民显然是有权不接受的。换句话说,外蒙古人民有权独立。掷地有 声。

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旋律是:反帝救国,独立自主。中国人要反对殖民,要争取独立,对不对?很对。但是一谈到外蒙古人民要争取独立,我们的“爱国”青年立马 就翻脸了,为什么翻脸呢?因为我们的“爱国”青年认为:只有我们中国人才可以独立,你们外蒙古人也想独立?啊呸,做梦吧你。

我可以反帝,你不能独立。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这就是某些“爱国”历史爱好者的嘴脸。

外蒙古人从前是外蒙古人,后来是清国人,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是中国人,他们也有权选择不做中国人——中国人民有权争取独立,外蒙古人民也有权争取独立,大家 都是人,人人平等。我可以反帝,你不能独立,这是双重标准、强盗逻辑,这个问题必须要清醒对待,否则中国人一不小心就会沦为自己一直批判的帝国主义,某些 “爱国”文化人,有空不妨照照镜子,看看镜子里面的那个人,像不像当年的日本鬼子?大家都是扩张主义者。五十步笑一百步,仅此而已。

笑柄二:“我可以杀出去,你不能打进来”

鸦片战争研究难免谈到一个问题:林则徐的禁烟举措有没有失当之处?但是谈到这里,往往有“爱国”历史爱好者跳出来,作义愤填膺状,抗议道:“这有什么好谈 的?英国人派兵杀到我国境内,就是它不对,任何理由它都不能杀进来,一杀进来,它就是侵略者”——每当这些声音出现,一些学养不够的人往往被压得大气不敢 出——无论任何原因,A国都不能出兵B国,否则A国就是侵略者。但是当你反驳他:“按照你的道理,1979年中国出兵越南,请问中国是不是侵略者”?这个 时候,他往往急得大汗淋漓,无话可说,手足无措,热锅蚂蚁,丑态百出。

可见,这种“爱国”的论调,只是听起来似乎对,实际上是错的。因为如果无论任何原因,A国都不能出兵B国,否则A国就是侵略者。那么很显然,中国在历史 上,也曾经当过N次的“侵略者”,1918年,北洋政府出兵俄国,打到了别人的国土上,是不是侵略?1950年,王师跨过鸭绿江,造成人家民族分裂,这又 是什么?1979年,自卫反击,打到了越南的首都周边,这又叫什么呢?不要忘记,1950年、1979年两次出兵境外,国际上是一片谴责之声。不信?查资 料去吧。

你知道吗?1992年中韩建交,中国第一任驻韩大使在汉城举办记者招待会,立马遭到了韩国记者的刁难——韩国记者要求中国大使对1950年的“侵韩行为”进行道歉——试问在韩国人的眼中,1950年中国的行为是什么性质?

1979年我军杀进越南的国土时,三大注意,八项纪律,帮越南老百姓挑水割禾,换来了什么?换来的是越南老百姓的冷枪。为什么呢?因为在越南人的眼中,我们就是“侵略者”。看看当年越南政府是怎样宣传“中国侵略者”的:

“北寇(中国)妄图侵占邻邦的领土,以遂其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越共)党中央和政府号召全体军民再次奋起反抗外族侵略”

看清楚了吧,在1979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北寇”,我们被越南人视为侵略者,不为什么,因为我们杀进了别人的国土。

中国在近代史上,的确主要是扮演了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但是在历史的某些时刻,我们同时也扮演过加害者的角色,只是你不了解、不承认、不敢去面对罢了。我们 在谈论历史的时候,大可以谴责帝国主义侵略者,但是“A国出兵B国就是侵略”这种话语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也曾经出兵他国、揍过人家,这种石头搬起来, 一不小心就砸了自己的脚趾头——我不是叫你不说话,我是教你说话放聪明点,这个世界上,其实谁都不干净,千万不要以为别人都是豺狼、而唯独自己是个天使。

笑柄三:“你的也是我的,自古以来都是我的”

中国的“爱国”文化人,每当谈到领土问题,最常用的一句就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什么叫做“自古”?要多“古”才算“古”?而“中国”这个概念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中国”概念的涵义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

我举台湾岛做例子吧。我们的“爱国”青年最喜欢说:“台湾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问题是——这是一句谎言——台湾岛自古以来并不属于中国,据说三国时期孙权的部队到达过台湾,但这并不能证明台湾属于中国——马可波罗还到达过中国呢,这能证明中国属于意大利么?

此外,明朝时期设置的“澎湖巡检司”也仅仅覆盖了澎湖列岛,并未能覆盖台湾本岛,中国人在台湾岛上实施有效统治,其实是从康熙年间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人并未管治过台湾岛。

怎么回事呢?原来,台湾岛在历史上原本是属于原住民的地盘,岛上曾经有原住民建立过“大肚王国”之类的部落国家,后来是荷兰殖民者来了,设置了荷兰殖民政 府,再后来才是郑成功武力打败了荷兰人、从荷兰人手中抢到了台湾,再后来,才是大清国打败了郑氏王朝、才正式将台湾岛并入中国版图的。

换句话说,台湾岛并不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而是中国人自己动手打来的,甚至说难听点,是抢来的——如果非要说台湾岛自古以来属于谁的话,那么它首先自古以来属于岛上的原住民,其次才属于荷兰人,再其次才轮到中国人。

台湾岛的历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一个很明确但是又很残酷的历史事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块地盘是自古以来属于哪个国家,中国人的地盘和世 界上其他民族的地盘一样,都是自己打来的,中国人在历史上为了扩张自己的地盘,不断地发动战争,不断地灭亡别人的国家,例如什么大理国、南越国、准噶尔汗 国、中山国、巴国……这个被中国人灭掉的国家名单,还很长很长——中国人就是在不断的武力扩张中、逐渐壮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我们的“爱国”文化人, 千万不要以为别人都是豺狼、唯独自己是个天使,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民族和国家,在本质上都是自私的——中国人并不能例外。话很赤裸,但是很真实。

没有什么“自古以来”,人类生存的地盘,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一个变动的状态,今天是你的,明天是我的,任何一个地盘的变更历史,都是有迹可寻的,“自古以来”并不是什么真理,而是流氓的避难所,仅此罢了。

笑柄四:“我可以欺负你,你不能欺负我”

中国的近代史教育奉旨向孩子们灌输这么一个观念:中国在近代史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受人欺负的国家。

今天,请容我讲一句真话:事实上从清末开始,中国已经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之所以没走成,仅仅是因为内乱,因为不争气,实际上清末已经开始在走帝国主义的霸道之路了,我举几个事例:

事例一:1882年的时候,大清帝国发现自己的属国朝鲜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大清帝国感觉到自己在朝鲜的优越地位将来可能要受到日本帝国的挑战,为了加强对 朝鲜的控制,大清帝国要求朝鲜签署了不平等条约《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里面约定了中国人在朝鲜享有治外法权,紧接着,大清帝国又要求在朝鲜设立清国租 界,一连设立了好几个清租界:仁川清租界、釜山清租界、元山清租界等。与此同时,大清帝国还在朝鲜加强了驻兵。治外法权,租界,驻兵…….这些都是所谓 “帝国主义”的典型行为。千万不要告诉我,大清的这个行为和英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事例二:1911年,墨西哥爆发排华事件,清廷立马电令大清海军“海圻号”向墨西哥进发、保护清国侨民,在大清帝国枪炮的威慑之下,墨西哥政府选择妥协、 向清国道歉赔偿。看,自己的侨民在别人的国土上受欺负,立马派军队前去威吓别人,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行为。千万不要告诉我,大清帝国的这个 行为和英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事例三: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俄国”,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出兵干涉,1918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派兵、参加了帝国主义出兵俄 国境内、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军事行动,这个事件在历史上叫做“西伯利亚干涉”——你没有看错,中国曾经派兵到俄国境内、武装干涉俄国的内政,这是历史事 实,白纸黑字记录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是被淡忘了。出兵他国,干涉别国内政,这也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行为,不要告诉我不是。

还有一个更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甲午战争。与我们的认知不同,甲午战争其实并不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而是大清帝国和日本帝国为了争夺朝鲜控制权而爆发的 战争,至少在朝鲜人民的眼中,甲午战争不过是清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狗咬狗的战争而已。日本控制朝鲜不对,但大清帝国控制朝鲜就对吗?换位思考,想 想便知。再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甲午战争爆发时,你知道当时国际上的舆论偏向谁吗?答案令你大跌眼镜:当时国际上的舆论是倾向日本,当时西洋人多数 认为大清帝国无理。没想到吧。

这一类的事例,还可以列举很多。我们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来,在当年帝国主义的潮流中,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府,已经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并且正在走帝国主义 的道路,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干的那些欺负人的事情,晚清政府、北洋政府都已经开始干了,并且还干的相当出彩——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并不是吃素的,千万不要 以为中国人是一副祥林嫂的窝囊样,中国人并不是不想走帝国主义道路,只是由于内乱没走成而已,在历史上,哪怕是在近代史上,中国人欺负别人的历史事实,不 是没有,只是你不知道。

笑柄五:“我总是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曾经在深圳的出租汽车里与司机谈到钓鱼岛问题,司机说钓鱼岛是中国的,要杀光小日本。我半开玩笑似地问他:为什么钓鱼岛是中国的?那司机被我一问,停顿 了一下,答:当然是中国的,还用问么?我继续追问他:我还真不知道,愿意请教,洗耳恭听。司机沉默了好久,才蹦出了一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就是我们 的。

事过多年,每当想起这个深圳司机,我仍然有一种想笑的感觉。这个司机其实并不是一个特例,想当年砸车的“爱国”青年们,你要问他“为什么钓鱼岛属于中国”,我想他们99%的人都答不上来,先把车砸了再说,别问我为什么。

你相信你钱包里的钱属于你,为什么?因为那是你刚刚发的工资。你相信你的房子属于你,那是因为房子是你出钱买的。你相信你的配偶属于你,那是因为你和她有 结婚证。你相信任何一个事物属于你,你必然能说出它的理由,如果你不能说出个理由,那么说明你并不确定它属于你。而如果你不知道一个事物为什么属于你,但 言行上又坚决声明它属于你,那么说明你的思想出了问题——这是病,得治。

一百年前女孩子缠足,旁人问她为什么缠足,她说不知道,因为旁人都说缠足是对的,所以我也觉得它是对的。七十八年前日本人民列队欢送乡间子弟出征支那,你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为国打仗就是对的”——这些都是病,得治。

稍有理智的人都应该知道:如果你不知道钓鱼岛为什么属于中国,那么你就应该闭嘴。而如果你真的忧国忧民,那么你应该立马搜集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材料,正反双 方的观点和证据都要了解清楚了,确信“钓鱼岛属于中国”了,到了那个时候,你再四处高唱“钓鱼岛属于中国”,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当你不了解钓鱼岛历史的 时候,却还要振振有词地声称“钓鱼岛属于中国”,但当别人问你为什么,而你又答不上来,这个时候在别人的眼中,你已经退化为一只猴子了。

一个合格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任何一件事,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一个东西,属于你就是属于你,不属于你就是不属于 你,而当你不确定一个东西属不属于你,你最合适的答案是:我不知道。而你既然不知道,又要斩钉截铁地说它属于你,这个时候,你从精神上已经沦为了一名盗 匪。–冯学荣

看中外文化差异 中国人还没真正崛起

编者按:从物质层面来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当然是崛起了,但从精神层面来看,中国距离真正的崛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人在素质上与发达世界相比有哪些不足?研究者王键在爱思想撰文探讨了中外文化的差异,和中国人在个人素质方面存在的不足,很有启发意义。现转载如下,供大家参考。

很久以前就想写这么一篇文章,这是因为自己在来上海之后,接触了到很多外国人。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源于自己对文化差异的兴趣,有意无意地做了一些观察,由此也产生了很多感想。而在这个期间,自己也通过媒体、影视作品对欧美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想对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当然,本文主要谈自己看到的差异,并无意刻意美化或丑化某种文化和价值观。毕竟,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每种文化和价值观之所以能够持久存在,总归能够找到其存在的足够理由和根据,每种文化和价值观也总归会存在着某些缺陷。但笔者还是尽量在不同文化现象间进行一些比较,它们的差异,缺陷,优势,相互的关系,以及可能比较敏感的问题:它们在比较具体的领域中的优劣。

我先讲一下自己接触到的外国人群体的背景:首先,从他们的国籍和所处区域来看,基本上是遍布全球。除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尚无接触,基本上其它地区的外国人样本都算齐全了。比如,北美地区: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南美地区: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东亚地区: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泰国,印度,印尼,菲律宾,新加坡。中亚到中东: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大洋洲:澳大利亚。欧洲: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瑞士,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瑞典,挪威,丹麦。非洲: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及,刚果,尼日利亚。遇到的外籍人士,大致就是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其次,从种族背景来看,也比较齐全:亚裔,白人,黑人,拉美人,基本都包括了。再次,从语言来看,因为我只会讲一门外语,即英语,所以和这些老外交流时一般也只能使用英语。

再叙述下接触这些外国人群体的环境:有这么几个途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是在运动场。因为我经常去运动场跑步踢球,在那里可以遇到不少老外,多年下来(>6年),累积的数量相当多。有的是在一起踢球,或者相互打个招呼,再进一步交流沟通,就聊上了。多数老外是通过这个途径认识的。当然,此外还有其它途径。第二个途径,是在公共场合,比如地铁,超市,或游乐、旅游场所等其它场合,偶然遇到的,打个招呼后,再相互沟通。第三个途径,同工作有关的,接触到的外国专家。第四个途径,邻居。第五个途径,是上海世博会这个地方性的偶然因素。世博会我总共去了三次,每次都从早到晚,期间也接触到了不少馆员和老外游客。

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看出来,由于这些接触过程都相当随意,具有一定偶然性,而且大都并非工作性质中的接触,基本可以排除利益因素的干扰。那么,可以认为:由这些接触所反映出的外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然性,是未经可以掩饰的。总之,笔者所接触到的这些外国人群体,在总体上确实同中国人群体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当然,不只是中外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在这些外国人的样本之间,也会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

以下笔者就印象比较深的方面来谈一些观察到的差异。首先,根据我的观察经验,在国家和地区的发达程度,以及来自该地区的人群的素质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当然,这个“素质”的含义是比较笼统的,还得先要把它具体化。在这篇文章里,所谓素质主要是指这几个方面:个人的礼貌和修养,行为和精神面貌,交流和沟通的顺畅。从这几个方面来衡量,来自欧美地区的人士,确实有较大的比例表现的很好。就我的接触范围而言,在个人的礼貌和修养方面,北欧人和日本人应该是最典型的。北欧人的特点是喜欢独来独往,很少会看见来球场的人当中,北欧人会抱团过来活动,一般都是个体。相对的,拉丁文化圈的人群就不太一样。有人可能会问:这是不是因为客居中国的北欧人太少了,所以只能独来独往?就我的观察和了解,这似乎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应该是源于他们的文化和个性使然(当然这是笼统地描述,并不会排除例外)。北欧人的性格大都随和平静,比较偏冷,也不苟言笑。有较强的正义感。交流沟通时也按部就班地,非常有规律可循。而且时间观念很强,运动完毕之后,经常有很多中国人在一起休息闲聊,但北欧人似乎不喜欢这种“扯蛋”和“开玩笑”的休息方式。他们通常不会闲聊,聚在一起时若有话可说则会认真讨论,无话可说则保持沉默(在这一点同德国人类似,总是很严肃,很正式地发表观点),随后很快走人,但绝不会嘻嘻哈哈地闲扯下去。相对而言,拉丁文化圈的人在这方面就很不一样,比较热情和放纵,似乎和中国人更接近些。

日本人在个人的礼貌和修养方面也非常好。接触过很多日本人之后,就会逐渐产生出一种感觉:日本人似乎具有一种很强烈的控制自我的文化气质。这不只表现在他们见面后举手投足的那种礼貌和客气,而更加表现在他们的言语和思维方式中。典型的日本人,都具有一种很强的自我克制倾向,表现的很谦逊,很客气,很忌讳那种直接的、外指的、甚至带有暴力倾向的言辞和行为。在这方面,虽然韩国人在外表看起似乎和日本人很相似,但内涵却非常不同。韩国人往往就比较直接,行为更生硬,会表现的更外露甚至更粗鲁。当然,不只北欧人和日本人在个人的礼貌和修养方面出众,来自欧美地区的人士,大都有较高的比例在这方面表现的很好,虽然在风格上会有差异。其它地区,比如来自东南亚的人士,也表现的较好,拉美地区总体也不错,相对稍差一些。相对而言,拉美人喜欢成帮结伙,帮派气氛要典型一些,有些个体会具有较强的自我中心倾向。其它的地区,如中亚、非洲等地,在这个人礼貌和修养方面则要相对更差一些。

在行为和精神面貌方面,也是欧美地区的人士全面领先。因为我的接触范围大都是非正式的,非工作性质的,同利益无关的。那么对行为和精神面貌的观察方式,也并不是集中于对正式的社会规范的观察,而是对于完全自发行为的观察。具体而言,就体现在球场上的行为和精神面貌。首先要强调一点:球场上的行为完全是基于自发和自愿的,基本不存在任何强制性的要求,比如你是不是非要来这里锻炼,要持续多长时间,要保持什么强度,要达到什么效果。在这种无约束的环境中,欧美人的行为表现出了最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也表现出最顽强的拼搏精神。最典型的人群,比如北欧,英德,美加,这些地区的人士,几乎鲜有例外的,在球场上从头至尾前仆后继拼搏到底,没有任何外部强制,但不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还要强调:在这方面的表现,同技术水平无关。这主要是一种个人的习惯和拼搏精神,技术水平可能不那么好,但积极参与、个人追求和团队精神是更重要的维度。在这些方面,上述几个地区的样本通常都是最好的。其次是日本,日本人在这方面表现的也很好,很少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始终拼搏。这些人的共性是,除非他不想参与球场活动了,只要他参与,一定会尽全力,否则就会退出休息。拉美人在这方面要稍差些,其次是东南亚和中亚,非洲人表现的则会更随意更懒散些。

再谈一下交流的沟通和顺畅。在这个方面,美加、北欧、瑞士、德法等地表现的最好。这些地区的人士,思想相当开明,对一件事情进行讨论时,他们很容易听取不同的意见,从正反两个维度来进行思考。而且讨论会进行的很顺畅,尽管会有不同意见,但却不容易引发争吵。这里提个具体的可以进行判断的指标:自反性,能否进行顺畅的交流,一个具体的标准是此人对自己所在国和文化的态度。也就是说,针对他所在的国家,如果讨论引发了一些批评话题,他究竟是否能够容忍,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在这个方面,上述地区的人士都表现出较强的容忍力。最典型的是美国,他们对自己的政府具有很强的批判态度,其它地区的人士也容易保持类似倾向,会坦白自己国家确实存在问题,亟待解决。日本人通常也表现的比较开明,但相对在这方面会忌讳一些,相对冷漠,不大喜欢讨论政治议题。此外就是英国人,英国虽然是老牌民主国家,但英国人相对于欧洲其它地区而言,往往表现的比较拘束,并不太愿意敞开心扉进行相互交流,表现出同其它欧洲国家不太一样的气质(但英国人很守信,比如来球场踢球遇到管理员阻拦,下次肯定就不会再来了。他们不大有钻空子的那种侥幸心理,答应了的事情就会照办不会中途变卦)。在这些国家之外的其它地区人群,通常会表现出较强的民族自豪感,会更敏感一些。

还有就是这些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观察和态度。既然是在中国,那么这显然也是个重要的话题。应该说,在这些外国人中也有不少对于中国式生活的偏爱者。具体理由大概有这么几种:第一种,经济的发展,比如一位委内瑞拉商人就表示,西方自由民主那套东西是不灵的,在委内瑞拉根本就不好使。所以查韦斯才会有很多支持者,甚至会用民主的方式顺利修宪,支持他成为终身制的总统。这位商人认为,委内瑞拉的情形,同几十年前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类似,因为民众呼唤这样一位神化的领袖,所以才会产生这种领袖的现象。既然存在着这样一种民众和文化的土壤,那么查韦斯也只是顺应这种需求而已,时事造英雄,虽然委内瑞拉具备三权分立、司法体系、自由媒体,但它无法解决大量穷人面临的失业和吃饭的紧迫问题,所以这套自由民主体系在委内瑞拉是无效的。查韦斯能解决吃饭问题,那么就会有大量的支持者,而这些人并不会去关心那些更多的也更无关痛痒的问题。

第二种,社会的稳定,比如一位阿尔及利亚的青年人就表示,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模式同中国相似,军政府外加社会主义(几年前的谈话,现在情况似乎有变化),同西方非常不一样。那么,中国的成功经验可以为阿尔及利亚所借鉴。另有一位法国年轻人也表达了对中国式生活的崇尚。他认为在法国存在着太多政治议题,比如穆斯林问题,移民问题,由工人福利引起的罢工问题,而在这种自由民主的方式下不断引发出越来越多的争执和分歧,导致政治运作越来越无效。反观中国,社会稳定,治安良好,像他这类不关心政治议题的人,就非常喜欢这种平静、安宁的生活。

第三种,文化的推崇,有一些外国人很喜欢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因此特意慕名而来,感受这一文明古国的传统和风尚。

当然,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外国人不讳言中国的问题。他们对中国式生活方式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概括下来大概有这么几种:第一种,贫富的差距,一位挪威年轻女士,到中国来做义工,她认为上海外表看起来富丽堂皇,跟欧洲一样发达,但实际接触后,却发现存在如此之多的贫穷人口,这让她很难以理解。

第二个理由,缺乏良好秩序,一位台湾女生就表示,她在上海排队等候,多次发现有人插队,有一次她指责插队的男士,结果遭遇威胁,险些挨揍。她在中国看到了很多缺乏教养的现象和“秩序”,这些事情给她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

第三个理由,中国的社会体系存在很多屏障,缺乏公正。比如一位来自加拿大的亚裔女孩就表示,她来到中国后多次遇到无法保护自己权益的事情,如乘车未达目的地即被司机赶下车,遭遇推诿无人对此负责。在她生病后去医院看病也受限制,非常不方便。

第四个理由,社会的腐败,一位匈牙利男士就表示,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超乎他的想象,在他的国家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与很多人设想的可能相反:被媒体热炒所谓的热点话题,似乎是中西方争议中的焦点问题,即自由民主和人权,在我接触的这些外国人看来,却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领域。

总之,这些外国人由于身份的特殊,而且大多并不会长期定居于中国,因此他们对很多政治议题以及自由民主和人权之类问题,并不是太感兴趣,毕竟中国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并不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分子,他们来中国生活通常是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目标和追求,比如享受生活,或者追求事业,或者感受文化。除此之外,他们也不会过分关心过于抽象和长远的问题,比如这个共同体的未来和命运究竟是怎样的?这些他们可能并不是特别关心。

说了半天,重点还是要落到这个“中外差异”中。以上描述了很多对外国人的观察,那么相比较之下中国人的表现究竟有什么特点呢?这个话题比较敏感,历史上也有狠多著名人士做过文章。比如可能是最早,亚瑟.史密斯的著作,此后的鲁迅,也对此进行过表述。还有辜鸿铭,写过著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在近一些的年代,也有孙隆基的研究,以及柏杨的作品。我个人的感觉是,不只是存在这中外文差异,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的国民精神和素质,同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缺乏自主性,在同样的一块运动场上,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会表现的松松垮垮,在并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参与游戏的前提下,也会敷衍了事,他们似乎很缺乏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认识到作为一个个体,自己仍然可以是极富价值的,是有待发掘和创造的。相反的,大多数人在参与游戏时,都仿佛是在应付老板,赶紧打发掉闲来无事昏昏噩噩的一段时光。

第二,非常爱面子,前面说了中国人缺乏自我意识和积极参与的精神,但很奇怪的是,中国人同时又特别爱面子。这看似矛盾的两点并不冲突,这些中国人虽然缺乏不断创造自我的动力,但同时把固步自封的自我又看得非常神圣不可侵犯,这也就是说:虽然我不怎么样,但别人也别来插嘴。球场上经常容易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国人的群体中很容易产生谁来做核心的矛盾,经常出现这样的局面:缺乏实际能力的人,却喜欢随意指挥别人,引发矛盾。或者相反:真正具有能力的人,指挥缺乏能力的人,对方却根本不服,引发内讧。就我的观察,在老外的球队群体中类似的事情确实要少一些,这个原因据我的猜测,可能是源于老外相互之间更善于沟通,能够以更好的方式解决尊重权威和树立自尊这两者之间经常出现的矛盾。而在中国人的群体中,权威的产生过程,以及追求自尊的方式,更容易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容易导致冲突。

第三,缺乏团队精神,以前就有人曾指出中国文化中看似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究竟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比如,胡适曾说中国文化的问题是缺乏个人自由权利意识,太重集体。相反,孙中山却认为中国文化的问题是太注重个人,缺乏集体意识。其实这两个意见并不冲突:由于缺乏自主意识,很多中国人不善于创造和发现自己,那么他们自然也不会善于去创造和发现一个团队和集体。他们要么固步自封,顺从于一个神圣化了的自我,要么抛弃自我,寄身于一个神圣化了的集体,总之,这样一种心态导致中国人很难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做出很好的协调,也很难进行不断的创造和发现。

第四,曲折的思维,在接触过很多老外之后我逐渐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可能是最曲折的。最典型的直线式思维是北欧人,在他们的表述方式中,基本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非曲直对错分明,很少有模糊的地方。这可能同北欧的文化背景和规范的社会模式有关,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一切都有章可循,北欧人从小在交往过程中就形成了这种简单明了的思维模式。其它地区,比如西欧尤其是德国,英伦,南欧,美加澳,也都有这个特点。这些地方的人,讲话基本上不会拐弯,有什么意思就会直接明显地表达出来,不会模糊不清让你猜来猜去。而拉美人在这方面也相当直接,虽然他们的文化在热情奔放之外也稍微有点曲折之处。非洲人比较淳朴,也是有话就直说。甚至就连亚洲的国家,比如日本东南亚,也比中国人的思维和表达更直接更清晰。

我猜测,可能是因为中国非常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际网络造成了中国人在思维和表达方面的委婉、含混和曲折,仔细回想一下,由于诸多因素,我们的小孩在从小的生活环境中,逐渐从最初的天真无邪状态被锤炼的越来越老练,遇事之后愈加要瞻前顾后,反复三思而行,就连一件看起来最普通最简单的小事,有时候都要考虑诸多不可测因素,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存在变数。这样长期下来,在社会建构过程的不断刺激下,人的思维自然就会变的曲折。比如,同样的一件事情,老外要是知道了,思维中可能直接地就有那么一、两种反应,没别的了,而相反的,中国人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情,思维中不知道突然会产生出几种想法,可能会有很多种,有意识无意识的,简单的直接的,间接的复杂的,好事按坏事办的,坏事按好事办的,可办的可不办的,还有什么张三的李四的,政府的领导的……总之,我发现这种深层的思维方式确实有很大的差异,这并不是个案,虽然不无例外,但在统计的意义上仍存在较大差异。

第五、缺乏遵守规则和程序的意识。同样举球场上发生的事例,在上海这边,来踢球的中国人一般喜欢随便摆两个小门踢小场。然而老外通常觉得小场太小施展不开,并不是真正的足球,他们更喜欢踢大场。但是,踢大场就会遇到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谁来做门将?作为临时组合的球队,并没有专职的门将,而且大家都不太愿意去做守门员。那就只好在比赛前先用某种方式确定门将,一般是两方分开每方球员都围成圈,然后用足球在中间随机转一下,气口对着的那个人就第一个守门,剩下的按时针方向排列编号,每次无论哪方有进球就按编号轮换下一个门将。我估计,这个模式很可能是老外先使用的,而后由中国人进行模范,因为从这个流程来看,似乎比较符合西方的文化。

然而,根据我的反复观察,这个模式老外用的时候确实不大容易出问题,轮到谁谁就会去守门,依次轮换门将,就解决了没有固定门将的问题。可是,轮到中国人进行的时候,就总是会没人守门。也就是说,虽然一开始的时候确定好了人员和次序,非常明确毫无异议和模糊之处,但在进行中,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没人去守门了。球场上都是自发组成的,并不存在某个绝对权威来进行干预,这时候事情就很麻烦:因为通常大家都只记得自己的编号,也懒得去认真调查这件事情,仔细回忆当初的成员排列次序,究竟是谁的环节出了问题?这样一弄的话,按照最初预定的正常流程,问题就没法解决了。也就是说,就没人做门将了,比赛也就变味道了,虽然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表现出中国文化有别于欧美的特殊之处:必须有人愿意额外奉献,这时只有哪个人自告奋勇愿额外地多做几次门将,而大家也不会仔细推敲是谁破坏了游戏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游戏可以正常继续进行。在事实上,中国人的圈子里也确实经常会产生这种自告奋勇的“奉献者”,而这也是有别欧美人的一个明显差异。

另一个在球场上可以观察到的对规则态度的例子,则是“投票表决”。欧美人如果在球场上遇到了分歧,比如在人多比较杂的情况下,究竟选择踢大场还是踢小场,这时如果意见不一致,他们就会选择”Vote”。投票下来,按照人多的一方执行,人少的也会服从投票结果,于是分歧获得解决。但是在中国人群体里,“投票”的方式毫无说服力。有一次,在球场上一帮老外在踢球,旁边有一群中国人也在踢,这时有个美国人提议说不要分割成两组分别踢了,大家干脆踢大场吧。但是很多中国人并不喜欢踢大场,然而老美对这一点理解的很肤浅,就提议说大家”Vote”,决定要不要踢大场。我随后就跟他解释,中国的文化并不是那种很尊重”Vote”的文化,但是他不太理解我的说法,非要过去提议投票表决。结果自然是很没趣了,因为只有一部分中国人响应他的提议,而其他人根本就懒得和他纠缠什么”Vote”的提议,最后只能是各踢各的,两块小场地依然分开,根本踢不成什么大场。这件事也很典型地反映出了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尤其是在面对分歧时解决问题的方式。

第六、缺少平常心,在狂妄与自卑之间摇摆。虽然现在中国不断崛起,但很多国人却表现的越来越狂妄,骨子里却有自卑,似乎离健康的自信仍有较远的距离。有一次我问几个泰国的年轻人,觉得中国和泰国有什么区别?他们回答说,一个区别是中国这边做的饭菜有味精的味道,而在泰国很少放味精。另一个区别,则是泰国人更和蔼,喜欢微笑,在中国大多数人总是表情很紧张,板着脸。我再举个亲身经历的世博会的小事,在加拿大馆外,我同我的加拿大老外学生在聊天,他跟我学习中文。接下来过来了几个老外和一个中国年轻女生,好像是外院毕业的翻译,她跟着一个美国人一同过来。我们几个相互打招呼,加拿大老外向他们介绍我这个老师,接下来我就不停地微笑,也没说什么。这时旁边有一个中国的大妈过来,听口音可能是南方乡下的,她突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询问一些事情。老外都不大懂中文,我虽然听的懂,但她问的事情我不知道,而且她不太礼貌,我就没回应。当时在场的人被打扰了一下,也都没说什么,没人有什么反应。本来这个大妈要走了,也就没事了。没想到那个外院毕业的女翻译突然发作了,用中文很严厉地呵斥指责那个大妈:你很没礼貌,我们在谈话,你不要打断我们。大妈听到后就怏怏地走了。我当时觉得心里怪怪的,因为这个大妈虽然不礼貌,但毕竟是有事求助,没必要用这种方式回应。更何况这是在中国,一个中国的年轻女生,又是有文化的,老外都没过激的反应,你待人为何就不能宽厚一点?

其实这也并不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因为求助的人总是遇到了难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这一点上,国人的认识水平和心态似乎不是太好,在老外在场的时候,更是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方面,我觉得教育和社会环境是很大的影响因素。我们的学校,为学生提供的训练,怎么看待世界,以及我们的社会媒体资讯,总是受到不正常的控制,有选择地过滤掉大量正常的信息。所有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人心态的正常发育,造成了这种很容易在自卑与狂妄之间迅速摇摆的心态,很容易缺乏看待自我和世界的平常心。

第七、缺乏正义感。再举一个球场上发生的真实事例,在一次踢球中,我们一方踢后卫的小个子非常积极努力,在同对方前锋拼抢时半铲球,把球踢走后腿碰到了前锋的腿。由此诱发了纠纷,对方前锋骂骂咧咧外加推推搡搡,小个子后卫就还了他一脚,结果就动手了。就这眨眼的功夫,前锋队里他二个哥们蹭地冲了出来,上去一脚把后卫踢倒了,然后几个人上去就在地上把他一阵乱踢,场面令人吃惊。好汉不吃眼前亏,小个子后卫被踢的抱着脑袋直求饶,稍有放松的时刻,就一溜烟地扭头拎着东西跑了(此后我在这个球场再没见他来过)。我当时在前场,并没看到事情的整个经过,等回头看的时候,只看见两个人在厮打,然后就是几个人打那个小个子。说来惭愧,在场的那么多中国人,包括我方的队友,没有一个上去制止群殴的那几个人(球队各方都是每次临时组合,并非很熟,而群殴中抱团的那几个人来自一固定球队,所以很熟)。

这时,却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这个人是个挪威人,经常在运动场锻炼身体,他当时在球门后面,目睹了冲突的整个过程。事发之后,小个子人都跑掉了,挪威这哥们却依然义愤填膺,要讨个公道。按他的说法,小个子后卫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动作都是很正常的,而打人那几个人则完全不对。他认为球场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因此打人那几个人应该从此被禁入这个球场。于是他就去找管理员,我们在旁边几个人都劝他,说那几个人和管理员很熟,中国的事情说不清楚……结果怎么劝都没用,他非要管这件事。找了半天管理员没找到,这哥们干脆自己直接去找打人的那几个人说理去了,大概意思是说“你们做的不对,以后不能这样做”。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当时在场有很多人,他真是个爱管闲事的异类。当时在场的很多人,在事后都接着踢球,很多人还嘻嘻哈哈地,仿佛刚看过笑话,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认真,会如此富于正义感。

以上我谈过了根据自己的实际接触和经验观察,所观察到的全球范围内的不同人士,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一些文化差异。下面再重点谈一下我间接了解到的文化差异,也就是通过影视作品。因为我唯一掌握的一门外语是英语,那么我的考察范围就只能集中于英语国家的影视作品,主要也就是美国。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仔细观摩一些美国的电视剧集,比如”Growing Pains”(成长的烦恼),”Friends”(老友记),”Prison Break”(越狱),”Desperate Housewives”(绝望主妇),”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CSI,犯罪现场调查),”Entourage”(明星伙伴)等等。在观看这些电视剧的过程中,我反复观看(有些曾反复看过8-10遍),仔细考察很多细节内容,来观察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也是根据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看到的很多可以通过影视作品中所反映的文化加以很好表现的细节,我大致绘出了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差异的细节。

以上对差异的表述和区别只是一家之言,而且是过分突出了中国文化的缺陷方面。当然,相对于美国文化,中国文化同样存在着很多优势,如四世同堂,天伦之乐等等,这毋庸置疑。但是,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所坦诚的: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崛起,它的核心并不在于物质,不在于金钱,不在于高楼大厦钢筋水泥,或者飞机大炮汽车火箭。真正的崛起,只能在于人民的崛起。中国的真正崛起,也只能在于中国人的崛起。而这只能体现于中国人的素质的提高,及其精神面貌的改观,以及最终由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身上所散发出的吸引力和迷人魅力。而很显然,这一天还没有到来。那么,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作为一个集体的中国人多关注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显然比歌功颂德和自我感觉良好,更有助于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为什么华人社会少有恐怖袭击?

丁学良:华人社会在防堵恐袭方面能够达到极为可观的成效,一是由于官僚统治,二是由于理性主义的文化根基。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为FT中文网撰稿

这个年头,许多人每天早晨一打开电视或媒体网站,总是带着既担心又渴望了解的矛盾心态,急切地收视或扫描头条、二条新闻,看看是不是啥地方又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了,特别是亲人目前所在的遥远地方,或自己曾经呆过一段时间的地方,或马上要去访问的地方。这种矛盾心态颇类似于小时候听大人讲恶鬼的故事,又怕听恐怖细节,又禁不住想听个明白。

华人社会的奇特型态

在环顾全球恐怖活动此起彼伏的这些岁月里,笔者不能不反复注意到一个奇特的型态(peculiar pattern):相对而言,五个华人社会是处于当今世界上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最少或次少的档次。而这五个华人社会的政治体制、法律架构、经济水平、人口和领土规模、宗教政策、民族关系管理、周边穆斯林邻国或社群的分布,都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它们都能够在预防和堵住恐怖主义袭击方面做到最佳或接近于最佳,背后必定有一些共同的或至少是相近的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提及两大主要因素,一上层一下层,来尝试解释为什么华人社会在防堵恐袭方面能够达到极为可观的成效。这首要的因素是管治层面的,是属于“上”位的力量,它就是中华政治传统中最持久的特色——官僚统治。要理解这个核心要素为什么特别有助于对付恐袭,最好的背景阅读文献是20世纪一位伟大的比较历史学家白乐日的经典之作《中国的文明与官僚统治》(Etienne 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以下摘要基本引自台北久大文化公司1992年译本,只是改译“官僚主义”为“官僚统治”以符合原意)。

官僚统治的升级版

白乐日对中华官僚统治延续性的巨大功过之高度洞察力,不仅基于他的坚实学术研究,而且得益于他短暂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他生于患难(匈牙利)、长于动乱(德国)、参加反法西斯运动(法国)、置身于东西方冷战,深刻理解政治权力和社会危机的多维度、多层面。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求知者,白乐日解释道:“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国的形象时时在变。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是经久不变的——它的官僚制特点。官吏们由于其力量、影响、地位和声望,是全能的,掌握着全部权力”。这个官僚阶层只看重一种职业,“那就是进行管治……他们在人事上是专家,在管治艺术上是老手。在中国,国家是管理者的国家,是干预者(丁按:指权力机构不理会公域私域、政府市场间的分界)的国家。没有什么能逃脱官方的控制。实际上,整个社会生活和很大一部分的私人生活,都在官府的控制之下。”(第27-31页)

以上是白乐日1957年的一篇讲稿,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作,概括的是从秦朝至20世纪初期的传统中国。可是,如今读它的时候,你不会感到其中的要点已经过时了,当然没有——中华官僚体制最大的特长是管控,其管治社会民间的艺术是两千多年积累下来的精粹,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和不断完善。所以,到了21世纪初,配备以最新的应用科技,特别是IT技术,就使得中国的管治体系在协调、灵活、细致、精巧、强韧、穿透、贯通等等方面,达到无与伦比、独步天下的程度。恐怖主义分子面对这种中华版的防堵系统,要想发动袭击真是太不容易了。这并不是说这种防堵系统从不出观念上的差错、从未有过操作漏洞,当然不是。可是相比起那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应对恐怖主义组织和“孤狼”的各家操作系统,中国的防堵系统之精密、力度和有效性,要高出许多。

读者若是对此还有疑问,不妨即刻在互联网上搜索一番,照片、图像、文字都有,看看杭州这几个月来,每日每时每刻为9月份的G20峰会所做的安全防恐布置,在当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如此的不计成本、精益求精、达致神工鬼斧的最高境界?以眼下这个实例对照白乐日的绝妙历史评论,读者便可以理解,延续了官僚统治传统的五个华人社会——中国内地最行,新加坡次之,香港澳门再次之,台湾居尾——在防堵恐袭方面,堪说是老马识途、驾轻就熟。

而欲发动恐袭的组织和个人在此面前,则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小巫见大巫。在西方自由开放社会里左右逢源、在半失败的国家里如鱼得水、在全失败的国家里海阔天空的恐怖主义分子,一遇到中华官僚统治的21世纪升级版,就沦落成秋后的蚂蚱!这并不是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吹自弹,这是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一位资深教授发的感慨——今年7月底他来香港,在座谈会上言及欧洲对恐袭防不胜防,笑道:“欧洲国家是搞不过这帮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怖主义分子的,还是中国政府厉害,最懂得如何对付这帮家伙!”

理性主义的文化根基

但是,仅仅有官僚统治这个上层权力要素,还是难以达到所有的华人社会在防堵恐袭方面的普遍成效。笔者体认到,下层的一个文化要素同样至关重要,那就是众人在信仰问题上的马虎主义,即马马虎虎、稀稀松松。中华文化传统里缺乏组织严整的宗教体系,被泛称为“儒教”的那一套伦理观念,其实不是宗教教义即“神启终极真理”,而是规范大众的为人处世之道,其核心精神是世俗的理性主义取向。社会思想大家韦伯所说的“去魅”(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pp.148-155),在西方主要是18 -19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使然,而在中华传统里,两千多年来大体上都是这样。

鉴于华人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也即汉族人两千年来都是这种取向,他们在宗教问题上不走极端,少有狂热。洋人观察近现代的华人,常常困惑于后者能够同时既信孔孟、也供菩萨、还进教堂。华人在宗教上的马马虎虎主义,令高喊“真主伟大!”的人肉炸弹式自杀攻击行为极少涌现,更遑论夫妻、弟兄、父子一道与敌共亡。环视全球,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信奉伊斯兰教的汉人加入“伊斯兰国”(ISIS)变作杀手——他们实在太理性算计了,他们的信仰激情远远达不到为进天国而当“圣战”烈士的狂热高度。

中华传统里的马马虎虎主义,早在20世纪初期,就被中西学贯通的先哲辈林语堂和胡适等人视为中国人抵御外来革命极端主义的文化根底(参阅周质平:《现代中国思想人物掠影》,台北:东吴大学人文社会学院,2015年版第74-77、94-102页)。笔者曾多次跟老外们解说:当今的中国,官方正面讲的是“马列主义”,其实全社会实践的是“马虎主义”,包括下班后的官员们都是一个样。这当然有不好的、值得批评的一面,但也有好的、暗含希望的一面,那就是中国人上上下下行事的灵活圆通。你们洋人可别忘记了,全世界执政的共产党从20世纪初以来共有几十家,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像模像样地率先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道路,一边大讲社会主义,一边“中干”甚至偶尔“大干”资本主义,用你们洋人的说法,是“素菜馆卖牛肉,卖得挺红火!”这一半是归功于邓小平上层的理性决策,一半是归功于中国全社会的马虎主义——大家没把官方意识形态看得那么神圣,不可更改。意识形态正面讲的是马列主义,实践中行的是马虎主义,这种圆通让中国人永远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不管那棵树上挂着什么庄严华丽的招牌。

中国本土源远流长的马虎主义也有被中断的几个时期,最烈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数的普通人出于政治宗教狂热四处放火焚烧、暴行施虐。可是这十年跨度在两千多年的中华长流里,只是一小片断。笔者三十多年前赴美国留学,聆听史学大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评论文革,他们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三十年埋葬不了三千年”,也即华夏三千年的传统,任凭毛主义的三十年折腾,终究无法将其连根刨掉。中华文化传统里没有fanaticism(宗教狂热)的主流,毛本人一旦撒手人间,他平生掀起的革命极端主义和政治原教旨主义就会退潮。

普遍世俗取向是极端主义的消解剂

读者若是不信,不妨翻阅未经历史虚无主义洗刷的中国当代史——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这个星期,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红司令的亲口鼓励,随即以无比的狂热,竭力将中华传统——实物的和象征的——统统抛进革命烈火一烧为快。然而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也就是中国融进世界资本主义经贸体系期间,我们再也遇不到那种实践政治宗教狂热的年轻群体了。海内外评论家常挖苦中国大陆的那些所谓的反美仇外“愤青”,说他们第一天上街游行高呼“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第二天就去考特福GRE,着手赴美留学的申请。在这之前,他们的爸妈早就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存在美国银行里了。

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好事: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再迷狂,绝大多数的中国年轻人内心里知道中国的明天包括他们自己的未来,绝不能立足于对世界文明主流的拒斥。如果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不热衷于当新一代的红卫兵而是想方设法赚钱、买车、购房、留学、直至办移民,中国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机率就很渺茫,

这恰恰是眼下许多人关注的大问题。

义和团、红卫兵、爱国贼,中国近代史三大怪胎

义和团、红卫兵、爱国贼是中国百年来名为“爱国”、实为祸国的三大怪胎,而且不仅祸国,还祸害国际准则、祸害人类文明!

怪胎之一:义和团

义和团实际只是一个迷信色彩很重的民间帮会组织,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仇外,准确意义上讲是仇西洋文明,也就是说是一种思想仇恨运动,这种仇恨基本是建立在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对洋人的理解上的,如,教会挖中国的的眼睛做药,教士吸男孩身上的阳气;教会利用人皮作为墙纸,用人血涂抹墙壁,有许多裸体的妇女站在教堂中,甚至说教士可以摄取妇女的魂魄奸淫等等,对于戴眼镜、吸纸烟甚至用铅笔者杀无赦,义和团杀洋人、毁教堂,仅在庚子之乱前就杀死教民两万多,进入北京后,不禁杀外国使节、也奸淫中国妇女、抢劫财物,屠戮当地平民十多万,甚至在京的安徽提督由于提醒他们不要轻易挑起国家争端,被他们拉下马来,当场焚香、烧纸,结果发现香不燃、纸灰不飘(这是义和团判处死刑需要的证据),便立即处死,最后连收尸体的亲属也被处死--正是由于义和团的蛮干,才导致了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与瓜分。

当然,不可否认,早期基督教进入中国后,确实有个别教士蔑视中国文化、部分教民胡作非为,但主要还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了老百姓对基督教的仇恨,加上民间的谣言及中国传统习惯势力对外的排斥,才导致了义和团的兴盛。现在看来义和团只是民间的仇外运动,后来受慈禧招安,攻打外国驻华使馆,更是愚昧至极,根本就不是抵抗什么侵略。其野蛮、无视基本国际准则的行为,对国家只能是成事不足,坏事有馀!

怪胎之二:红卫兵

红卫兵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思想”和对共产主义的妄想及青年的个人野心。红卫兵比义和团破坏更大的是,除过仇视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也是空前的,不仅破毁了黄帝陵、炎帝陵、伏羲庙、孔庙、关帝庙、岳飞庙--而且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历代的入侵者如蒙古、满清进入中原时,只敢杀人,但对汉民族的文化还不敢有丝毫轻慢,即使日本侵略军也对我们的文化毕恭毕敬,今天,中国人血泪控诉的英法联军也许只敢毁坏皇家园林圆明园,但实际上他们对我们民族的文化的仇视与毁坏又怎么能望红卫兵的项背于万一。

红卫兵导致了千万人死亡,无数家庭毁灭,国家濒临崩溃边缘,全国百姓包括红卫兵自己无人不受其殃,其对国家的危害,绝对不下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军!固然他们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谁又能否定他们自身该承担的责任?

怪胎之三:“爱国贼”

“爱国贼”当然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是近年来一批以“爱国”为幌子的投机分子,他们把“爱国”当成生意,有利可图就争先恐后,无利可图再大的事情也视而不见。这些人言论和行为都极为夸张,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煽风点火、造谣滋事,来为自己的“爱国”生意创造商机,但真正有关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人民福祉的事情根本就不在其关心范围之内。“爱国贼”有几个特点:

其一是,突出自己、贬低他人。如果谁和他们在国家统一上的认识不一致,便会被他们骂为“汉奸”;谁对西方的政治体制予以肯定,希望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被他们称作是“反华”。如此一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仁人志士,也都被他们污蔑为“反华”和“汉奸”了!

其二是,言行对立,人格分裂。有些人明明千方百计争取到西方定居,却要将西方说得一无是处。个别人甚至通过咒骂中国才获得了西方的定居权,反过来又要骂西方充当爱国英雄。几面说谎,几面得好处!

其三是,高喊爱国,装点门面。有些人本身就是坑蒙拐骗之徒,本来没有什么人格,却要把爱国当成护身符四处招摇。有的落水狗不仅将“爱国”变成他的救命稻草,还要使其成为飞黄腾达的资源。不仅玷污国家、玷污民族,也让“爱国”这一圣洁的字眼蒙羞,正像妓女令“小姐”一词蒙羞一样的令人不堪。

义和团与红卫兵已经被当时的政府抛弃,社会也大体知道了他们是什么货色!但“爱国贼”藉着爱国的名义忽悠国家,愚弄人民而谋私利,在这一点上,不认真辨别是容易被他们欺骗的。

美国对中国的绞杀发生了变化

英国一家知名智库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发生了戏曲般的变化,友好往来,斗而不破竟然有十年之久,非常奇怪的是两个敌对大国在这十年里没有再出现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南海飞机相撞事件等,和和气气相处了十年,这主要原因何在?背后隐藏着什么?

英国智库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发现,美国在15年前就开展了针对红色中国“新疗法”——文化精神摧毁战。

一些职业写手日夜编撰着成千上万的文章和段子,通过美资背景控制的这些网络平台以及精心打造的导师、偶像和大V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每一段篇文章看似“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看,就会发现它们日夜侵蚀着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请你对照一下,是否看过类似的段子?

文化冷战第一招:灭偶像

例如:《笑喷了,数学帝分析雷锋同志拣粪》《拆穿西点军校学雷锋的谎言》《新华网自爆雷锋照片大多为补拍》《“完美军人”欧阳海是怎样塑造出来的?》《经不起推敲的邱少云》《焦裕禄的事迹是两个人拼凑起来的》《“英雄战士”刘学保的骗局》《草原小姐妹遇险和被救的真相》······每天这些读起来妙笔横生,让人捧腹不已但是却带有明显抹黑、造谣和侮辱性的段子都在摧毁我们的偶像。

文化冷战第二招:换祖宗

譬如:《一个印度工程师所写: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中国人在德国吃饭被训斥》等等等等,在这些编造的虚假段子和文章里,向中国人日夜劝学、劝俭、劝善、劝勉的对象,全部都变成了外国人······这样的文章在论坛、微博、微信铺天盖地,每天都数以亿计地被人阅读着,深信着,中华文明祖先崇拜的牌坊就这样被悄然偷换成了外国人的塑像。

文化冷战第三招:灭自尊

他们编造或夸张炮制出《中国式过马路》《中国人丢人丢到国外去了》《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中国人有10大不可思议》《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等等虚假文章或以点概面的夸张新闻全面的丑化和诋毁中国人,全面美化外国人。

这些段子甚至连《知音》《读者》这样的传统媒体上上也比比皆是。

文化冷战第四招:反智识

从《高铁乘务员因辐射流产》的谣言到《全球变暖,北极冰川融化》的骗局,再到《中国雾霾的元凶是煤炭里的放射性物质》、《PX项目被环保人士称之为断子绝孙工程》《断子绝孙核电站》等等。

从厦门PX工厂到昆明PX项目,从钼铜冶炼到启东造纸,从高铁受阻到江门核燃料棒项目被搁置,这些反智文章和段子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这些企业都是低污染的产业升级项目,中国的这些项目被打断之后,同样生产这些产品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当即联手对中国实行出口涨价政策。)

文化冷战第五招:唱衰你

像这种《中国国情最新数据让人震惊》,《中国不敢公开的大数据》、《中国即将崩溃》等文章比比皆是,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章从经济、政治、产业结构、国情数据等方方面面来论证中国不久之后就要崩溃的文章。这些造谣文章用虚假数据极近夸张扭曲之能,在微博微信和人人网这样的学生网站以及各大论坛疯狂传播。

而写下这些文章的人,同样也得到了微博微信的大力推荐和包装打造,经常出现在网站首页,各类高端论坛,向全社会传播一种灭世氛围和沉船学说。

文化冷战第六招:亡其史

在他们的倾力推动下,朝鲜战争被描述成了炮灰脑残战争,解放战争被描述成了共产党窃取胜利果实。

他们还编造说“那些帮助共产党打江山的英雄则被抛弃沦为了乞丐”,“洋人是解放中国的天使”,甚至“连内蒙古丢失都是因为共产党和苏联的秘密契约所造成的”。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试问在这种长年累月的历史虚无化攻击下,中国还剩下多少民心?

文化冷战第七招:污政府

老百姓关心的话题,有专门的人从事定点抹黑。从“人造假鸡蛋”到“打针西瓜”,从“生蛆橘子”到“国产奶粉”,从“房价”到“医疗”从“土壤”到“空气”无一例外遭到了有组织的虚假信息全面丑化和夸大扭曲。

比如对国产奶粉进行了无止境的围攻和推荐,篇篇都有上千万的阅读量。而就洋奶粉发生的肉毒杆菌事件,却只找到了几条访问量几乎为零的文章。

实际上西方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百出,仅欧洲就曾出现数千个没有胳膊的“海豹儿”,美国政府规定使用廋肉精是合法的,疯牛病是禁止检测的!美国是激素使用最泛滥的国家,纽约的人均寿命更是低于北京和上海,而且美国的呼吸道疾病人口是中国的4倍,每11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但中国网民现在大多不知道这些,误以为国外是天堂,中国是地狱。

文化冷战第八招:散鸦片

神话美国体制、丑化中国体制,以达到引发暴乱和和平演变的目的。《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体制胜利》《小布什自己打伞说明什么?》《美国为什么没有腐败?》《克里给中国官员上了一堂震撼教育》《克林顿不拿公家一支笔》等文章和桥段比比皆是。

西方社会和西方官员被包装成了一个没有贪腐、亲民圣洁、害怕百姓、简朴奉公的形象,进而得出结论“只要中国全盘接收美国的改造”,就能将中国社会改造成他们所描绘的样子。而现在最大的阻碍墙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必须要推到这堵墙。

这十几年来网络每天都这样这样地教育着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对中国的体制、对中国共产党、对官员和社会如此地不信任了,推荐关注“爱神网络”精彩不容错过。(中国当然有腐败的官员需要我们集体监督和处理,但是美国绝非桃花源,实际上,骆家辉常年包机泡妞,克林顿家族极端腐败,奥巴马全家度假一次开销数千万等等在美国并非新闻。可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正有人长期刻意美化美国官员“伟光正”的形象,并归咎于“体制”,图谋以此激发网民的情绪。)

美国的文化白蚂蚁战略非常可怕。如果要是有人怀疑美国存在系统的文化侵蚀战略,那他绝对是一个白痴。因为这一点连美国人自己都不否认。成千上万的精心打造的桥段,幽默风趣,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但是它们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可怕的精神毒品。

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有人不停地、系统地指责、批评、唱衰,这是很能摧毁自信的一种心理战。美国推动的这种毒品,正在摧毁中国人的国家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政治自信,甚至个人互信。中国社会

最为可怕的是,这种毒品,迎合了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对这个国家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让他们最先上瘾、上瘾最深,欲罢不能,甚至习惯于用这样的口吻说话,用这样的视角思考,用这样的方式参与新的创作,于是这样的段子越来越多,越来越俏皮,越来越本土化。

曾经与一个老朋友在电话中争吵了三个小时。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朋友转发这样的段子几乎成瘾。后来我决定办一个微信平台,说几句真话。虽然一己之力微不足道,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保留一份清醒。

如果我们都听之任之,当我们国家的全面自信被这些段子蛀空,就可能重演前苏联的悲剧。一夜之间,一个庞大的国家联盟土崩瓦解,为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人民对苏共、对苏维埃、对政府已经失去了信任。在有人精心挑拨中国人民与党和政府的关系时,呼吁有更多人站出来,发出声音。

我们有不足、有缺点,有问题,确实需要改良、改进、改革,但不能在失去尊严、失去自信、失去团结、失去核心领导力量的情况下来做这些工作。中国人,赶快找回自信!

来源:观察者网

很多人不知道的中国第一禁书:中国人噩梦之源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 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本文摘自网络,作者佚名。

《商君书》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北方落后的蛮夷之国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十余年间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会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专制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

《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实际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境内第十九》说,”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这句话意思是说,”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圆满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这句话意思是说,”军队围攻敌国的城邑,能够斩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或在野战中能够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所有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都可以升爵一级。军官旧爵是公士的就升为上造;”(译文)

这种赤裸裸的”人头奖励政策”,彻底把秦军打造成毫无人性的野蛮之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代价,是22场大战,斩首181万。这个数字,还仅仅是有据可查的。秦军为何狂杀俘虏?明白了吧?

世界上多次出现过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征服的历史倒退,从东方的秦灭六国、蒙元和满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罗马毁灭古希腊文明、日耳曼人灭掉古罗马文明,都是惊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杀戮政策,把士兵变成战争的机器!文明之师,岂能是野蛮之师的对手?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所有?为什么中国长期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的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中国的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的传承在封建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法家,就是变法儿整人的。

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如果西方人没有宗教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

《商君书》这种的皇帝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论》(1513)。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除了拥有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

商鞅所在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春秋战国到底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现在也难有定论。长期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论调,占了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实际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赞美之词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国第一位改革设计师的地位,也因此无可撼动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见,商鞅落得个”五马分尸”。但他们都获得后世连绵不绝的赞誉,你不觉得奇怪吗?赞美商鞅,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商鞅的做法,是实行”辱民,贫民,弱民”的三民主义

“辱民”。——让百姓们屈辱的生活,没有自尊和思考,没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严”,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商鞅主持制定的”连坐”,邻居犯法不检举揭发要受刑罚,这样人人自危,人人监视人人。

“贫民”。——除了生存必须之外,不能让百姓有富余的粮食和财产。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百姓没有了钱物,就跳不起来了。而且,那点赖以生存的物资要由国家分给,不听国家的就得饿死。

“弱民”。——不能让人民强大。在身体方面,为了耕战,商鞅还是提倡”增强体质、保卫祖国”的。但在思想意识上,不可以使老百姓自我感觉良好,更不能使他们有知识,懂道理,”知识就是力量”,人民有了力量那就糟了。商鞅要让百姓时时感到很没有安全感,才有对君主强烈的依附感。

要让人民时常都感到外国敌视和侵犯的威胁,这样,人民觉得君王的伟大和温暖,才会全心全意地为君王效命。

商鞅对他的”弱民”理论进一步阐述:

以强攻强,弱;以弱攻强,强。强存则弱;弱存则强。

这意思大概是,用强民去消灭另一部分强民,那么剩下来的仍然是强民,那国家就处于弱势。用弱民把强民消灭了,剩下来的是弱民,那就好办了,国家就处于强势了。强民的存在,国家就弱;只有弱民存在,国家才能强盛。

强民,是指那些有思想有主见有本事,还跟国家作对的人;弱民自然是那些被洗脑后惟命是从,没有脑子、没有主见、没有知识、人云亦云的愚民。

除了”以弱制强”的主意以外,一肚子坏水的商鞅,还要君主”以奸驭良”。公然教唆当权者搞流氓政治,小人政治,搞黑社会。他说: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这个好懂,选拔官员不能选那些讲良心道德的,假如用优秀分子来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乱。要用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流氓来当头领,他们会把恐吓和欺骗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气吞声,兢兢业业夹着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秦国也就强大了。

在商鞅一整套的富国强兵政策指导下,秦国果然成了当时的头等顶级强国。以嗜杀成性、以残杀为业的秦国,六国人谈秦色变,称它们为”虎狼之国”。

有人从《史记》中统计,只白起将军的部下,就斩杀、活埋、沉水消灭敌军150万。加上秦兵自己的死亡,再加上其他将领的”功劳”,可以想见,中国人为统一付出了多少生命!而据说当时全国总人口仅只2000多万人。

后代众多无知者,盲目跟着卑鄙无耻者吹嘘统一大业,说什么春秋战乱,人民受害;没有见到学者出来统计,到底是统一杀人多,还是分封制杀人多?

再看统一”有功”的曹操,这家伙特别中意屠城,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横加屠戮,现代有个屠夫,提出要给曹操平反,一堆卑鄙无耻的小人们,如郭沫若者流,跟着起哄,也宣扬曹操是什么”知人善任”搞”五湖四海”,招贤纳士”不拘一格”的”英雄”。杀人多就是英雄,也是《商君书》的”价值观”。

秦统一了六国,按现在某些人的标准,是强盛大国,是盛世无疑了。从商鞅以来所制的惨无人道的刑罚,一直在盛世流传。肉刑一直是衙门破案的主要手段。神州频频出现被害者”起死回生”的神话,这就刑讯逼供的杰作。

不少国人津津乐道秦国的统一伟绩,它的强盛,它的许多”世界第一”,它的什么”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什么”促进生产力”,从不思考当朝人民是怎样活过来的,他们有过一个什么悲惨的血泪时代。

清代的龚自珍说,秦朝看来是个强国,是盛世;但是,这种盛世,表面看来很强大,但人民并不幸福,它这个强盛撑不了多久。因为有先进的思想和有才能的人一出来,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出来围剿,来监督,用祖宗之法来束缚他,把他的才能和思想消灭。

社会要消灭的是对这个黑暗社会的忧虑、对官府横行的愤怒、对社会现象的思考;还要消灭想干事业、有所作为的思想,消灭人们仅有的廉耻感和不想沦为渣滓的心态。

(”当彼其世也,而才世与才民出,则有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这个”强盛”的社会,最终人们都庸庸碌碌,唯唯诺诺,人云亦云,没有思考,更没有创新,没有才子、才人、才商,甚至小偷和强盗都不须要什么技术含量,可以随时作案得逞。

这个龚自珍,他写”我劝老天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呼喊抛弃千年陈规陋习,除旧图新,别浸沉在大国盛世的荒唐梦境里,强国弱民不是真正的强大。

“辱民”之术

商鞅的”辱民”,是一个什么景象,历代时光久远,不那么清晰,从二十年代的”农民运动”可见一斑。

要”辱民”,先用”以奸治善民”之计。在当时一位农民委员的指导下,湖南农运堪称全国的样板,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用奸人,即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成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

痞子们一旦手里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

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辱民”还有一招,就是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这一个运动你检举我,下一个运动我检举你,大家都不是人。

然后,人人都写检讨书、悔过书、认罪书;人,不可能天生的正确,是吧,那就要”改造思想”,”转变世界观”,留下书面证据存档,人人都有污点被官家掌握,这不但达到”辱民”的目的,而且,也达到了”弱民”的效果。

根据”辱民”的原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有软肋,林副在庐山说的”谁也不是大英雄”,就是中国的现状。据说,凡六七十年代的人,都写过检查之类的东西。在家里,父子妻女都要”斗私批修”自我污蔑,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

好像只有一个林副是例外,坚决不写检讨,不作所谓的”自我批评”,但这种异类,在中国是不能生存的,结果”折戟沉沙”,只有灭亡一条路。

商鞅把所有土地藉为公家财产。人民作为耕田者为政府打工。积极者奖励,懒惰者惩罚。分配给你养的牛瘦了,体重不达标,就得挨罚。整天下都为”耕战”一个目的,人为”耕战”而生,死为”耕战”而死,很有点为××主义奋斗终身的味道。

人民的衣食住行,统一由官家管起来,吃大食堂,统购统销,发粮票布票,除了国家,你没有任何渠道和办法搞到生存的必须品。

“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是统一世界的基本资源。人口多一直是这位手中的王牌。但在人多这个背景下,他从来没有忘记”以弱攻强”、以”奸民治善民”的要诀。

“贫民”之术

商鞅讲到:一是取消商业,商鞅时代经商,妻女要没收为奴,”继续革命”时代设有”投机倒把”罪,就是一点个人交换,都为犯罪。

没有商业,整个社会没有商品流通,人民刚好维持在不饿死的水平上。这就便于管理和驱使。

商业最大的危险,在于人们通过商业活动,增长了见识,扩宽了眼界,有了多人多地的人际沟通,”无商不奸”就是说只要搞商业的,他们精于计算,不是那么好蒙的了。

商业活动中,通过自愿、平等的契约,使人们有了平等自由的概念,而由于失约要承担失信的代价,也使人们对信守诺言有很高的期待。这是皇家最不愿看到的。

平等、自由、诚信,皇家最不想要的,看一下历史上的皇帝,有谁提过平等和自由?诚信倒是经常讲,但没有一个模范信守诺言的皇上。

人们没有商业,不论怎么苦干,总也是富不起来的,这也就达到了”贫民”的目的。

二是不停地折腾。照商君的说法,就是把富的搞穷,穷的让他再富,等富了再搞穷,如此反复折腾,人民心中眼里只牵挂着穷富,不作他想,国家就会稳定。

再就是让人民没有恒产。孟子说有恒产就有恒心,商鞅认为,不能让人民有恒心,要让人民整天惶惶不可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安全感,只有归属官家,从属官家,才能稍有安定。

谈起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总是富不起来,作什么解释的都有,有的说是传统,有的说是命运,有的因为地理,有的归于气候,……,说到底,就是皇家不想让人富裕罢了。

只有贫弱的人民,才有富强的国家,商鞅如此教导,皇上们也心知肚明,照此办理。这样下来,人民能富吗?

前三十年,”富”字是敏感词,富农、富裕中农都是天生的资本主义种子和土壤。发家致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

那时候,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穷得叮当响”是革命本质和革命意志强的表现,只有穷才忠于某人。

某人的贫民政策,不但真的使人民一贫如洗,而且使人民贫穷而不知耻,反以为荣。穷得有”志气”,穷得有自豪感,这是某人比商鞅高明的地方。

“弱民”之术

现代的弱民政策,就是以弱攻强,也可以说叫”群众专政”,就是把人民之中的一些人划成”敌我矛盾”分子,让普通人民群众对他们实行”管制”和”专政”。

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等等,本来,有什么罪受什么刑罚,该杀的杀,该关的关,但毛不这么做,他要把这些人留在群众中”做反面教员”,让群众敌视他们,把一切自己的不平发泄到他们身上,耕牛病死是阶级敌人破坏,庄稼长不好,也是阶级敌人破坏。这一方面解决了监狱关押场地人员不足的问题,更有利的是使人民之间互相撕咬,互相恶斗,达到了弱民的目标。以奸民治善民。咱们的某人也应用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

于建嵘有篇文章《父亲是个流氓》,写的很入神,将流氓治国的事实形象化,具体化了,很值得一读。

并不是每个干部一开始都是恶棍、流氓,除了流氓无产阶级以外,也有理想主义者,也有实事求是之人,但在流氓治国的社会里,你不流氓就无法工作,无法在领导岗位上混,所以,不是流氓出身的也要变成流氓来适应这个制度。

寻找《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

“李毓秀,字子潜,号采三。新绛县龙兴镇(旧称城关镇)人,生于清代康熙年间,卒于乾隆年间,享年83岁。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这是《新绛县志》中介绍李毓秀的一段文字。

文字内容佐证了李毓秀的生身之地,但李夫子究竟生于何村,卒于何处却没有任何记载,更不用说他的后人的景况如何了。

或许,李夫子的身影确已走远,其足迹已漫漶不可辨识。6月7日,怀揣一本《弟子规》,记者扎进了坊间小巷、荒原村落,开始了寻找大儒的旅程。

几经辗转

首先见到的是新绛文化馆的范馆长。说起《弟子规》的内容,范馆长侃侃而谈,但他对李夫子的身世也并不了解,只是称自己认识一位对古文化现象有所研究的老人。老人名叫马家华,在新绛文庙工作。

当天上午,记者拜见了马老。提及李毓秀,老人闪身进屋取出了一本线装版的《弟子规》,由于年代较远,这本书的内页已经泛黄,书角也有几处破损。老人称自己也不知道李毓秀的身世。

正在与老人谈话间,一位找马老闲聊的裴姓老人推门走了进来。闻得“李毓秀”三字,老人竟能脱口诵出,老人介绍说,新绛县的一位任姓老先生对李毓秀可能有所研究……如此反复往来,在面见了十几位老人之后,记者终于得到了李夫子的一丝线索:李毓秀应是该县龙兴镇窑头村人。

陷入僵境

次日清晨,记者冒着大雨来到了窑头村。几经打听,却无结果。后翻看随身携带的县志才发现,窑头村在清初确实诞生过一位文化名人,他就是李毓秀的老师党成。据县志载:“党成,字宪公,号冰壑。绛州正平里北窑庄(今新绛县龙兴镇北窑头村)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生于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15)农历八月十九日,享年78岁。”“李毓秀从师党冰壑游历近二十年。精研《大学》、《中庸》,创办敦复斋讲学。太平县御史王奂曾多次向他请教,十分佩服他的才学,被人尊称为李夫子。”

据传,党成家境贫寒,幼年聪明好学。习《尚书》,精《周易》。但在崇尚八股的科举制度下,党成虽有真才实学却屡试不弟。二十八九岁还与童生一起考试。一气之下,遂灰心于仕途,超然世俗而专志于学问。他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寒洁素守,视世俗薰灼泊如也”。著作有《日知录》、《仰思录》、《学庸澹言》、《学思二编》等。由此可见,党成对于李毓秀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窑头村,记者确实找到了一户党姓人家。其主人———一位并没有什么文化的党姓后人,对于问到的党成、李毓秀之事,只能用摇头作答。

根据史料推断,党成系窑头村人应为事实。但是李毓秀是窑头村人的说法,却没有依据,或是因其老师系该村人氏而造成的一种误传。那么,李毓秀究竟在哪里呢?成就了《弟子规》一书的那个村落,今天又在哪里?

峰回路转

正在迷茫之际,该县文化局原局长刘保明的出现似乎使记者的艰难寻找“峰回路转”。在刘家,老局长拿出了一份李毓秀的简介。这份资料与县志中的记载出入不大,但后面的一段话却令人喜出望外:据记载,李毓秀墓在吉庄。因口音关系,误传为周庄。

既然墓在吉庄,李毓秀是否也生于此村呢?

当记者一刻未停地赶到吉庄后,很快便大失所望。与先前探访过的窑头村一样,无人知晓李毓秀。倒是该村一位老支书的的话又给了我一线希望。据这位老支书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盛行之时,他作为村干部在人民公社曾参加过对清朝一位文人的批判,这位文人名叫李子潜,系新绛县周庄人。据说这个人曾写过一本类似于《三字经》的书,李子潜当时被定性为“反动儒生”,他的书也被列入了“封建毒草”。

李子潜,这不就是李毓秀吗?老支书称,吉庄没有李子潜墓,其墓可能也在周庄。

接近答案

周庄距县城约两公里左右,其与党成所在的窑头村一东一西,遥相呼应,中间只有一公里左右的路程。

在周庄,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肯定的表示:李子潜就是周庄人,并称《弟子规》就是出于李子潜之手。而村里的中年人似乎都对“李子潜”这几个字多少有些印象。村民向记者推荐了一位名叫李振南的老人,据说这位老人就是李毓秀的后人。步行至村东一所很寻常的宅院,记者见到了从田间劳作回来后,正在吃饭的李振南。

提起李子潜,老人说他对这个先人并没有印象。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天,上面来人找他的父亲谈话,好象提到反动文人李子潜是他家的先祖。之后,他家的上百个先人牌位,都被父亲埋到了荒野。

正当记者满脸失落准备离去时,老人给记者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解放前,他家住在一座非常气派的祖传独院里,这个院子人称“楼儿园”。其建筑别具一格,远近闻名,村人口口相传,都说是李子潜所建。上世纪40年代初,“楼儿园”被本村一户姓孟的人家买走,几年前,孟家在盖新房时才将房屋折除,但仍留有遗迹。

这时,似乎寻找到“楼儿园”,就能探寻到文人李子潜的气息。

最终,记者终于得到了答案,“楼儿园就是李子潜留下来的遗产”,七十四岁的孟德华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据孟德华讲,“楼儿园”是他的父亲于1940年从李家后代一个叫李殿栋的手中买来的。据他的曾祖父讲,这个“楼儿园”最初的主人就是李子潜。(王俊闳)

《弟子规》作者李毓秀简介

李毓秀,字子潜,号采三。新绛县龙兴镇人,生于清代康熙年间,卒于乾隆年间,享年83岁。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从师党冰壑游历近二十年。精研大学中庸,创办敦复斋讲学。来听课的人很多,门外满是脚印。太平县御史王奂曾多次向他请教,十分佩服他的才学,被人尊称为李夫子。平生只考中秀才,主要活动是教书。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也结合他自己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有仁修订,改名《弟子规》。他的著作还有《四书正伪》、《四书字类释义》、《学庸发明》、《读大学偶记》、《宋孺夫文约》、《水仙百咏》等,分别藏于山西省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孔府大门上的对联与民间追求

孔府,那是衍圣公府,不但是钦封的,而且是不受王朝更替影响并世代相继的。这样的府第,一般人家就算再富再贵,也无法与之相比,至于普通民间人家,更是天上地下。孔府的对联自然是对圣人及其后人的赞颂,表达的是贵为圣人后裔的价值观,似乎也很难与民间普通人的追求相提并论。然而,透过府第的尊荣,其基本价值观念和民间的追求,在内在精神上却有着较大的一致性。

先说一下孔府的对联。上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下联: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其中“富”字无点,“章”字出头)。两联的相同之处是追求长久(“与国咸休”和“同天并老”),上联主要是夸赞,而下联的“文章道德”才是“圣人”之为“圣人”的真意所在。“与国咸休”属于政治,而“文章道德”可归于文化,正是在这一点上,“圣人家”与民间追求有着相契合之处。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虽不是“公府第”、“圣人家”,难享“安富尊荣”,但对于“文章道德”的向往,却是普遍的。譬如在寻常百姓家就会经常见到“诗书传家远,道德继世长”这样的对子。我手头保存了一本祖父手抄的《酬世锦囊》,在最末处,祖父题了一联:要好儿女多读书,欲高门第须为善。这其中所表达的,也属于“文章道德”。
按照儒家的观念,人生的不朽追求是放在了世俗的立功、立德、立言上,所谓“三不朽”是也。这种观念不仅为许多读书人所接受,而且也影响到普通的庶民百姓那里,或者说,在世俗生活里追求长久乃至不朽,在中国文化里是一种上至文士显贵,下到布衣百姓的共通观念。

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无法建立不世之功的,也作不了传世的“文章”——有了这些也就不是什么“普通人”了。但与“文章”打交道的“读书”,却也被看的极重。读书自然是提高修养、增长本领进而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至关重要的途径。往高处说,读书读得好了,在科举之路上能中个什么,那就不仅有了进身官场的可能,而且还有光宗耀祖的效果,让前世后辈都跟着沾光。《汉书·韦贤传》中提到: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第3107页)这些都属“干禄”范围之内的,自然利弊皆有。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即便考不上功名,起码也落个“识字断文”,在乡邻面前也有体面。退一步说,由于有阅读能力,懂得官府文书法令,他人就轻易欺骗不了了。这些还是有点功利,而不太功利的考虑,也至少让读书者“明理”和“知礼”,用现在的话说,是“提高素质”。

读书是有“好儿女”的重要条件,而为善则是“高门第”的关键。在这种逻辑关系中,“为善”不单纯是“富而后仁”的行为,更主要的,“为善”是前提、是基础。任何民族,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家乃至血脉相连的家族,其荣辱成败,都不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尤其在农业时代的中华文明,家和家族(即门第)的荣耀,更是与自己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这种荣耀当然与前面说到的“读书做官”有关,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为善”,即道德品行。“善人之家”,会被乡邻们更为看重,获得更好的评价,这才是门第之“高”的真意所在,即道德高尚,获得评品高。而另一方面,如果外部环境良好的话,“高”就是转化为“长”前提条件,评价高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较少惹是生非,招来祸端。如此,有可能“继世长”。

无可否认,读书也有毫无用处甚至不如不读的时候,例如“刘项原来不读书”;“为善”也可能“好人不得好报”。但这种情形不仅是特殊状态,而且,恰恰提醒人们,应当改变环境。另外,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正是因为其尚未实现,需要而且值得努力去实现。

把孔府大门上的对联与民间的追求拉扯起来,当然不是想沾上“公府第”和“圣人家”的光,而是想强调,在民间,就蕴含着最为重要的价值追求。对此,我们似乎可以像孟子从人性中开掘仁义之心那样,从代表着族类的“人性”的民间,开掘出“族性”的光辉。至于其中更为丰富的内容,自然不是三两句话就可说明白的。
白沙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