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

“李毓秀,字子潜,号采三。新绛县龙兴镇(旧称城关镇)人,生于清代康熙年间,卒于乾隆年间,享年83岁。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这是《新绛县志》中介绍李毓秀的一段文字。

文字内容佐证了李毓秀的生身之地,但李夫子究竟生于何村,卒于何处却没有任何记载,更不用说他的后人的景况如何了。

或许,李夫子的身影确已走远,其足迹已漫漶不可辨识。6月7日,怀揣一本《弟子规》,记者扎进了坊间小巷、荒原村落,开始了寻找大儒的旅程。

几经辗转

首先见到的是新绛文化馆的范馆长。说起《弟子规》的内容,范馆长侃侃而谈,但他对李夫子的身世也并不了解,只是称自己认识一位对古文化现象有所研究的老人。老人名叫马家华,在新绛文庙工作。

当天上午,记者拜见了马老。提及李毓秀,老人闪身进屋取出了一本线装版的《弟子规》,由于年代较远,这本书的内页已经泛黄,书角也有几处破损。老人称自己也不知道李毓秀的身世。

正在与老人谈话间,一位找马老闲聊的裴姓老人推门走了进来。闻得“李毓秀”三字,老人竟能脱口诵出,老人介绍说,新绛县的一位任姓老先生对李毓秀可能有所研究……如此反复往来,在面见了十几位老人之后,记者终于得到了李夫子的一丝线索:李毓秀应是该县龙兴镇窑头村人。

陷入僵境

次日清晨,记者冒着大雨来到了窑头村。几经打听,却无结果。后翻看随身携带的县志才发现,窑头村在清初确实诞生过一位文化名人,他就是李毓秀的老师党成。据县志载:“党成,字宪公,号冰壑。绛州正平里北窑庄(今新绛县龙兴镇北窑头村)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生于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15)农历八月十九日,享年78岁。”“李毓秀从师党冰壑游历近二十年。精研《大学》、《中庸》,创办敦复斋讲学。太平县御史王奂曾多次向他请教,十分佩服他的才学,被人尊称为李夫子。”

据传,党成家境贫寒,幼年聪明好学。习《尚书》,精《周易》。但在崇尚八股的科举制度下,党成虽有真才实学却屡试不弟。二十八九岁还与童生一起考试。一气之下,遂灰心于仕途,超然世俗而专志于学问。他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寒洁素守,视世俗薰灼泊如也”。著作有《日知录》、《仰思录》、《学庸澹言》、《学思二编》等。由此可见,党成对于李毓秀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窑头村,记者确实找到了一户党姓人家。其主人———一位并没有什么文化的党姓后人,对于问到的党成、李毓秀之事,只能用摇头作答。

根据史料推断,党成系窑头村人应为事实。但是李毓秀是窑头村人的说法,却没有依据,或是因其老师系该村人氏而造成的一种误传。那么,李毓秀究竟在哪里呢?成就了《弟子规》一书的那个村落,今天又在哪里?

峰回路转

正在迷茫之际,该县文化局原局长刘保明的出现似乎使记者的艰难寻找“峰回路转”。在刘家,老局长拿出了一份李毓秀的简介。这份资料与县志中的记载出入不大,但后面的一段话却令人喜出望外:据记载,李毓秀墓在吉庄。因口音关系,误传为周庄。

既然墓在吉庄,李毓秀是否也生于此村呢?

当记者一刻未停地赶到吉庄后,很快便大失所望。与先前探访过的窑头村一样,无人知晓李毓秀。倒是该村一位老支书的的话又给了我一线希望。据这位老支书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盛行之时,他作为村干部在人民公社曾参加过对清朝一位文人的批判,这位文人名叫李子潜,系新绛县周庄人。据说这个人曾写过一本类似于《三字经》的书,李子潜当时被定性为“反动儒生”,他的书也被列入了“封建毒草”。

李子潜,这不就是李毓秀吗?老支书称,吉庄没有李子潜墓,其墓可能也在周庄。

接近答案

周庄距县城约两公里左右,其与党成所在的窑头村一东一西,遥相呼应,中间只有一公里左右的路程。

在周庄,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肯定的表示:李子潜就是周庄人,并称《弟子规》就是出于李子潜之手。而村里的中年人似乎都对“李子潜”这几个字多少有些印象。村民向记者推荐了一位名叫李振南的老人,据说这位老人就是李毓秀的后人。步行至村东一所很寻常的宅院,记者见到了从田间劳作回来后,正在吃饭的李振南。

提起李子潜,老人说他对这个先人并没有印象。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天,上面来人找他的父亲谈话,好象提到反动文人李子潜是他家的先祖。之后,他家的上百个先人牌位,都被父亲埋到了荒野。

正当记者满脸失落准备离去时,老人给记者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解放前,他家住在一座非常气派的祖传独院里,这个院子人称“楼儿园”。其建筑别具一格,远近闻名,村人口口相传,都说是李子潜所建。上世纪40年代初,“楼儿园”被本村一户姓孟的人家买走,几年前,孟家在盖新房时才将房屋折除,但仍留有遗迹。

这时,似乎寻找到“楼儿园”,就能探寻到文人李子潜的气息。

最终,记者终于得到了答案,“楼儿园就是李子潜留下来的遗产”,七十四岁的孟德华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据孟德华讲,“楼儿园”是他的父亲于1940年从李家后代一个叫李殿栋的手中买来的。据他的曾祖父讲,这个“楼儿园”最初的主人就是李子潜。(王俊闳)

《弟子规》作者李毓秀简介

李毓秀,字子潜,号采三。新绛县龙兴镇人,生于清代康熙年间,卒于乾隆年间,享年83岁。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从师党冰壑游历近二十年。精研大学中庸,创办敦复斋讲学。来听课的人很多,门外满是脚印。太平县御史王奂曾多次向他请教,十分佩服他的才学,被人尊称为李夫子。平生只考中秀才,主要活动是教书。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也结合他自己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有仁修订,改名《弟子规》。他的著作还有《四书正伪》、《四书字类释义》、《学庸发明》、《读大学偶记》、《宋孺夫文约》、《水仙百咏》等,分别藏于山西省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孔府大门上的对联与民间追求

孔府,那是衍圣公府,不但是钦封的,而且是不受王朝更替影响并世代相继的。这样的府第,一般人家就算再富再贵,也无法与之相比,至于普通民间人家,更是天上地下。孔府的对联自然是对圣人及其后人的赞颂,表达的是贵为圣人后裔的价值观,似乎也很难与民间普通人的追求相提并论。然而,透过府第的尊荣,其基本价值观念和民间的追求,在内在精神上却有着较大的一致性。

先说一下孔府的对联。上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下联: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其中“富”字无点,“章”字出头)。两联的相同之处是追求长久(“与国咸休”和“同天并老”),上联主要是夸赞,而下联的“文章道德”才是“圣人”之为“圣人”的真意所在。“与国咸休”属于政治,而“文章道德”可归于文化,正是在这一点上,“圣人家”与民间追求有着相契合之处。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虽不是“公府第”、“圣人家”,难享“安富尊荣”,但对于“文章道德”的向往,却是普遍的。譬如在寻常百姓家就会经常见到“诗书传家远,道德继世长”这样的对子。我手头保存了一本祖父手抄的《酬世锦囊》,在最末处,祖父题了一联:要好儿女多读书,欲高门第须为善。这其中所表达的,也属于“文章道德”。
按照儒家的观念,人生的不朽追求是放在了世俗的立功、立德、立言上,所谓“三不朽”是也。这种观念不仅为许多读书人所接受,而且也影响到普通的庶民百姓那里,或者说,在世俗生活里追求长久乃至不朽,在中国文化里是一种上至文士显贵,下到布衣百姓的共通观念。

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无法建立不世之功的,也作不了传世的“文章”——有了这些也就不是什么“普通人”了。但与“文章”打交道的“读书”,却也被看的极重。读书自然是提高修养、增长本领进而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至关重要的途径。往高处说,读书读得好了,在科举之路上能中个什么,那就不仅有了进身官场的可能,而且还有光宗耀祖的效果,让前世后辈都跟着沾光。《汉书·韦贤传》中提到: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第3107页)这些都属“干禄”范围之内的,自然利弊皆有。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即便考不上功名,起码也落个“识字断文”,在乡邻面前也有体面。退一步说,由于有阅读能力,懂得官府文书法令,他人就轻易欺骗不了了。这些还是有点功利,而不太功利的考虑,也至少让读书者“明理”和“知礼”,用现在的话说,是“提高素质”。

读书是有“好儿女”的重要条件,而为善则是“高门第”的关键。在这种逻辑关系中,“为善”不单纯是“富而后仁”的行为,更主要的,“为善”是前提、是基础。任何民族,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家乃至血脉相连的家族,其荣辱成败,都不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尤其在农业时代的中华文明,家和家族(即门第)的荣耀,更是与自己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这种荣耀当然与前面说到的“读书做官”有关,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为善”,即道德品行。“善人之家”,会被乡邻们更为看重,获得更好的评价,这才是门第之“高”的真意所在,即道德高尚,获得评品高。而另一方面,如果外部环境良好的话,“高”就是转化为“长”前提条件,评价高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较少惹是生非,招来祸端。如此,有可能“继世长”。

无可否认,读书也有毫无用处甚至不如不读的时候,例如“刘项原来不读书”;“为善”也可能“好人不得好报”。但这种情形不仅是特殊状态,而且,恰恰提醒人们,应当改变环境。另外,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正是因为其尚未实现,需要而且值得努力去实现。

把孔府大门上的对联与民间的追求拉扯起来,当然不是想沾上“公府第”和“圣人家”的光,而是想强调,在民间,就蕴含着最为重要的价值追求。对此,我们似乎可以像孟子从人性中开掘仁义之心那样,从代表着族类的“人性”的民间,开掘出“族性”的光辉。至于其中更为丰富的内容,自然不是三两句话就可说明白的。
白沙河

170多名志愿者将赴全球近百所孔子学院教授汉语

中广网厦门9月27日消息(记者陈庚 通讯员李静)2009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出国志愿者教师培训班今天在厦门大学结业,170多名来自全国60多所高校的志愿者,将陆续奔赴全球近百所孔子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汉语教学。

这批志愿者大都是研究生或者双学位学历,能够在层层选拔后脱颖而出,大家都很激动,厦门大学对外汉语专业研究生程婷这次已经是第二次出国援教,她说:“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汉语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非常热,我们志愿者作为汉办派出的一个代表,代表着中国在国外推广汉语,我觉得非常自豪。”

为了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孔子学院总部在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举行了40多天的集中培训,按照素质拓展训练、中华文化及中外交流、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方法、中国传统工艺制作等主题,先后邀请了数十位外交官、知名专家、中外孔子学院院长和回国志愿者为学员们授课。厦门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曾晓东说,通过培训,自己对这份“新工作”有了新认识:“主要是对当地进行语言培训,同时也会把中华文化传播开来,我们汉语志愿者同时也是作为中国人的一个形象,代表了中国,代表了中国人。”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许琳在今天上午的培训班结业式上,结合自身经历为志愿者们作了一场精彩演讲,她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增强光荣感、使命感、责任感,充满激情、热情和感情去完成这项工作。

许琳对这些年轻人寄予厚望,她说:“我希望他们将来能够成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事业的接班人,成为公共外交方面的专家,通过和外面直接和零距离的交流、交锋、交融,把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向外国人说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丰富多彩的经典活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孩子们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我们欣喜地看到,”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品格在孩子们身上逐渐形成。在人类 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作为我国文学宝库的瑰宝,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语言精辟。一首首诗作,一句句 经典,就像一面面镜子,反映社会生活,映照人们的心灵,启迪人们的心智,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生活。而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推介上,形式却较为单一,手段也较为落 后,而且对小学生的引导和教育更是显得忽视和薄弱。大部分小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经典文化底蕴,必将变得越来越肤浅,直至消 失殆尽、荡然无存。”隳堕才须复兴,颓废才须提倡。”所以,如何将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发扬光大,使其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再次做出辉 煌的贡献,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不仅是当前教育的需要,也是今后几代人、几十代人道德传承、文脉传承以及中华民 族不断持续发展的需要。

国学是与道德教育紧密结合的,具有道德优先、重“道”轻“器”的倾向。孔子早就说过:“君子不器”。又说:“君子喻 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切实用的、物质的层面都不在学术首先考虑的范围之列。《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中国传统 学术一直强调“做学问”与“做人”的统一,甚至将“做人”放在“做学问”之前,以为“做学问”是为了更好地“做人”,是为了修身养性,培养完美的人格。

传统文化经典中汇集了中国很多思想精粹和美德,有很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这种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应当从儿童时期就开始熏陶、浸润。

1988 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法国巴黎并发表宣言,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在联合国大厅里, 赫然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被世界确认为人类社会应该确保的道德底线。

现在全世界都在呼唤中国,呼唤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今世界最大的目标就是道德的复兴。因此,我们每一个实践者必须把握住时代的机遇,勇敢地承担起复兴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这付担子。这样,未来的世界必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属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世 界最新脑科学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古代的私塾教育是人类古代,乃至现今最先进的教育模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摇头晃脑地背下 去,无论理解与否,这曾经为新文化的倡导者耻笑的行为,却极大地开发了祖宗们的智力,联通了脑思维的通路,造就了一个民族曾经辉煌的历史。

现 代科学表明,正常人的大脑,无论民族,无论男女,基本都是一样的,谁都能成功,尤其是幼年时代,大脑都处于混沌状态,能否成功的症结是有否自信心,有没有 好的习惯,有没有良好的心理暗示,有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世界上大脑开发最好的成功者,被利用的脑细胞也不足10%,而开发大脑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大量的背 诵,通过背诵,无论理解与否,或者先记忆后理解,大脑就会由混沌走向清晰,各个有机组成部分才会脑路相通,发挥最佳的职能。而我们的私塾教育这是不自觉地 暗合了这个如今才从理论上得到证实的规律。

历史上的成功者无一不是博闻强记的结果。老子、庄子、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等文 化巨人,他们莫不是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把记忆库里的知识和人生阅历结合,经过痛苦的人生与哲理的思索,代 代传承,才创造出灿烂的华夏文明。应该说,他们都是私塾教育的杰作。有人问苏轼,如何写好文章,他说,多读多背多写,别无他法,这样的旁证,在中国历史的 天空中,多如星汉,无须赘言。

现当代文学史上,凡是重量级的大家无不是私塾教育的受益者,鲁迅、老舍、沈从文、胡适、郭沫若、茅盾等,而文 革后能有成就的文化名人,都有过侥幸,侥幸有过在被称为“四旧”的故纸堆里浸泡的经历,虽然不算什么私塾教育,可也暗合了其中的规律。此后,新教育成长起 来的学子中能有造诣的,或者造诣较高者,少了起来,硕果仅存者,也是开动自己的机器,自觉地在青少年时期通过强记为自己成年后的勃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深入调查研究,改变过去的旧思路、老方法,注重通过激发学生的兴趣,“因材施教”、“ 循循善诱”

国 学教育我们更加侧重于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千古年来无数的历史和现实证明: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虽历尽沧桑却一脉 相承依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是一代代龙的传人上下求索扬善弃恶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追求“善”的历史。所以只有从一个人的品 德教育入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自己的人生信仰,才能根本解决个人在漫漫人生路途中遇到的各种障碍和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人 生价值。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中华民族的世纪,是中华传统文化全面复苏的世纪。学习《弟子规》,就是要知道我们的祖先口口相传的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的伦理道德风范有那些。

现代的中小学教育大多以应试为目的,只教书不育人不传道,教育丧失了最核心的价值诉求,导致近年内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传统的道德规范正在流失,传统的中华文化正在断层,我们甚至正在丧失自己的民族个性。

温家宝在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畅谈中国传统文化

院长女士,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心来到久负盛名的塞万提斯学院与大家见面。中国和西班牙都是世界上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今天的座谈会以文化为主题很有意义。贵国著名剧作家哈辛托·贝纳文特曾说过:“文化是理解与沟通的良师。”文化交流对增进我们的相互了解、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必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从未间断。在此,我想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主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一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周易》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就是提倡人应效法日月星辰刚健运行那样奋斗不息、积极进取,坚持独立意志、人格尊严和做人原则。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旋律,也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中华文明历经浩劫而传承的重要因素。这种精神铸就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民族品格。

二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提出“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等思想。主张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民奉行的崇高价值,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睦邻友好的积极作用。

三是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成书于殷商时期的《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是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要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四是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中国宋代哲学家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就是说,天地犹如父母,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人民都是我的兄弟,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人是自然界所产生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改变调整,但不应破坏自然。如果破坏了自然,人类迟早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和欧洲的文化都源远流长,共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的商品和文化就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南欧国家。公元 13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来到中国。16世纪末,西班牙人门多萨写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是西方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宗教以及政治、经济概况的著作,在欧洲引起轰动。《周易》、《老子》、《论语》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翻译介绍到欧洲,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东学西渐“。18世纪,欧洲近代的先进科学文化成果传播到中国,掀起“西学东渐”的热潮,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西班牙文明是欧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班牙文学、绘画、歌舞、体育等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文学巨匠塞万提斯、画家毕加索、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都为世人耳熟能详。我年轻时就读过塞万提斯的名著《唐吉诃德》,其深邃的思想至今仍给人以智慧和启迪。我经常在思考,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就不仅要有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更要有人遥望星空,坚守精神家园。这样的民族才有希望,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才能有光明的未来。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推动了人类的相互学习和共同进步。中西两国文化交流从未中断,近年来更趋活跃,形式不断丰富。双方举办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活动。不久前,互办“中国文化节”和“西班牙年”,分别向两国人民展示了精彩纷呈的传统和现代文化。中西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广泛进行。在华学习的西班牙学生有近千名,中国有16所大学开设西班牙语教学。2005年,两国还举办了“中国大学校长论坛”。 2006年,塞万提斯学院在北京开设分院,成为促进中国和西班牙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希望两国的文化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继续携手努力,不断密切两国文化交流,为中西友好世代相传作出新的贡献。

韩国“去汉字化”导致的文化危机

黄彬华:韩国“去汉字化”导致的文化危机 联合早报

最近,韩国一批前总理联名上书现任总统李明博,认为要根本解决韩国的“文化危机”,就应从小学开始分阶段教学生认汉字。

“文化危机”是韩国长期面对的问题。一、年轻人普遍不懂汉字,越来越多国民成了“汉字盲”;二、国民语文程度越来越低,即使图书馆有丰富的藏书,有网 罗8万5000个汉字词汇的《大辞典》,一般人望“字”生畏而不敢问津;三、韩国的两个邻国中国与日本都是汉字大国,有15亿人在使用汉字。韩国远离汉 字,虽然可独树一帜,却又陷入了自我隔离的孤立状态。

汉字不是外文
韩国健在的多位前总理是在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的推动下,联名向青瓦台提出《敦促在小学正规教育过程中实施汉字教育的建议书》的,包括金钟泌(第 11和31届)、李海瓒(第36届)、韩明淑(第37届)、韩德洙(第38届)。他们皆认为,“这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专用韩文’的错误的文字政策,今天 我们陷入了比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还要危急的文化危机中。”因此建议,“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小学过程中,应让学生分阶段学习汉字,不应将汉字 视为外语,而应为国语生活正常化,和韩文一起作为‘国字’进行教育。”(汉字一直是韩国国内争论不休的课题,甚至远在朝鲜时代,他们就开始在争论汉字的存废问题。2000年前,朝鲜与日本一样,因为自己没有文字,又向往中 国的文明与强大,主动模仿中国并全盘输入中华文明体系,其中最具体的事物便是使用中国人创造的汉字。在后来1500年的漫长岁月里,汉字和汉文一直是朝鲜 半岛人民唯一的书写系统。甚至15世纪中叶,世宗发明28个字母的“朝鲜文”之后,汉字还是朝鲜语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宗创造“諺文”
李氏王朝第四代君主世宗,倾全力制造了朝鲜半岛最早的表音文字“训民正音”(也称“諺文”),一是力图要摆脱汉文的束缚,建立自主的语文体系;二是提 供平民百姓更易学易写的文字,遂于1446年正式颁布“训民正音”,也就是自创的“朝鲜文字”(韩国称“韩文”)。但到19世纪末叶为止,朝鲜王朝还是使 用汉字撰写官方文件和历史著作,包括汉文的文学作品。当时,人们称朝鲜文为“諺文”,意思是“非正式”文字,“正式”文字还是指汉字。情况跟日本人称其文字为“假名”一样,“ 真名”永远是汉字。但日本的侵略,不仅使朝鲜灭亡,也使民族文化加速沉沦,即使光复之后,国土依然分裂,连文字也开始分道扬镳——北部朝鲜完全废除汉字, 南部韩国则不规则地使用韩文和汉字。北朝鲜和中国的朝鲜族,早在上世纪50年代已逐步取消使用汉字,而韩国也在1948年10月公布专用“韩文”的法律,并规定每年10月9日为“韩国文 字节”。不过韩国的“去汉字化”政策依然摇摆不定。尤其学校在推行“去汉字化”过程中,有时积极,有时和缓,但总体趋势还是尽量减少使用汉字,不仅使教育工作者感到无所适从,也使年轻与年老一代产生严重的文化代沟。

民族文化危机
由于南北朝鲜共同使用了近2000年的汉字,汉字词汇已深入朝鲜语言内部,连思考模式也无法摆脱汉文化圈的框框,要将古代官方文件、历史著作、文学作 品中的汉字完全抹去,简直是历史于与文化的真空,而人名、地名没有了汉字支撑更搞不清谁是谁,图书馆里即使有汗牛充栋的文献也顿时成为一堆废纸。

“去汉字化”过程的矫枉过正,不仅产生了文化断层,也带来了严重的民族文化危机。朴正熙独裁统治时期,于1970年下令禁止在小学教导汉字,实行所谓 全面实施韩文教育的政策,仅允许在初中、高中教授900个基础汉字。为了显示其“去汉字化”决心,他以雷厉风行方式废除汉字,连历史建筑悬挂的牌匾也被他 取下来改写成“标准”韩文,全都成了“不伦不类”的非历史文物。1980年以来,韩国加速“去汉字化”,一是民族自卑感的反动;二是过去中国没落带来的反应;三则是电脑普及,语言书写一窝蜂倒向拼音主义。但中国的 重新崛起,东亚的复兴在望,特别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使韩国有识之士预感到即将被孤立、不知何去何从的文化危机感。韩国的“去汉字化”问题遂再度成为举国 重新检讨的国家课题之一。

亡羊补牢之策
韩国工商界人士最感忧虑,一、韩国超过40%的商品输出对象是汉字文化圈,70%外国游客亦来自汉字文化圈;二、眼看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韩国的优势在流失;三、韩国年轻人连国内对方名片的姓名都看不懂,更不用说跟汉字文化圈的同行打交道,谈生意了。韩国五大经济团体在2003年决定,建议属下19万家公司,从2004年起招聘职员时进行汉字资格检定考试,只录取能认识1817个汉字、书写1000个汉字的新职员。
专家认为,韩文教育与汉字教育并无根本的冲突,因为51万个韩文单词中,70%原本是汉字词,学会汉字就能更精准掌握韩文。相反,缺乏对汉字的准确理 解,反而无法完全掌握韩国自己的民族语言,看历史典籍更会如同看天书。20名前总理显然在后悔在执政期间未曾重视民族文化问题,结果才有今天的尴尬局面。 不过,能亡羊补牢也不失为一个积极举措。

儒学糟粕何以让中国人激动两千余年?

孔老二的儒学以及传 世名言,表面看上去字字生辉、雷霆万钧、光芒万丈、富含哲理。而实际上没有一点屁用,看得越多中毒越深,中毒越深愈容易变成中国标准畸形的行尸走肉。因为 中国人只会把儒学当幌子,四处招摇,真正踏踏实实遵循践履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民族是否健康,主要是看这个民族所信奉的文化。如果所信奉的文化不能使一个民 族越来越健康、光明,反而使这个民族愈发畸形病态,那么这种文化是不应该被继续继承下去的。因为畸形病态的民族是不可能认识真理的,更不可能完全彻底的解 放自己。病态民族的骨子里只有奴性,只认那些握有权势的主子的脸色,其它一概不认,甚至包括他的祖宗,他自己的良心……统统都不认,可以说完全达到了孔老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最高畸形境界。

只有可以理解可以认识的东西才会有人相信,这是一个健康社会之中正常人最基本的意识。然而在当今社会之中,不可理解,不可认识的东西反而会有更多的人去相 信。这就是一个不健康社会中不正常的人所为,也可以说这是畸形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这种畸形之深之广之众,完全超出想象,他们不了解、不理解、也 不认知那些有名的东西,比如名流、名人、名牌或有名的理论、有名的集团、有名的政客……但却能糊里糊涂的跟着相信、跟着追捧、跟着热泪盈眶、跟着欢呼呐 喊、跟着浪费表情。

孔老二的思想给中国文化注入了不健康的畸形基因,使中国人的现代文明始终没能脱出中国文化传统的畸形怪圈。总体来说,在暗无天日的中国封建社会,孔老二的思想或许是进步的,但是在当今社会就必定是落后的了。因为在 没有真正民主的社会,统治者和上层社会的好处及利益必须通过压榨或增加人民负担而获得,绝不可能出现让人民过的更好些的方式去获取。“官们”是怎样过上幸 福生活的……大家心中都有数,无须细说。这就是“一方获利,必有一方吃亏”的经济原理。统治者和上层社会永远不会吃亏的,吃亏一方永远是劳动人民。只有在 真正民主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双赢、多赢的局面,在专制社会中只能是画饼充饥。倘若不在民主上下功夫,偏偏把腐朽的儒家文化折腾出来,无异于逐本求末。

奴性十足的中国人大多愿意视孔老二为“圣人”,孔老二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其中“执鞭之士”到底是干什么的?……大家心里都清楚,那必定是一种很低贱的下等人的工作,这又暴露了孔老二的十足奴性,为了求富贵,甘愿干一种很低贱的下等人“执鞭之士”的工作。尊崇儒学的“伪人们”时常会自我美其名曰“有修养”。

孔老二是表里不一的。一边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边又拼命热衷于周游列国追寻投机、专营、求官、求财的机会,甘愿干一种很低贱的“执鞭之士”。这其中的理由是相当简单明了的:在孔老二的时代做官是知识分子求取富贵的唯一途径,甚至是知识分子入世的唯一职业选择,这对孔老二也一样。他怎会不去求官呢?更何况只有做了官才能动用更多的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名利双收。因而孔老二的官瘾是最大的。尽管孔老二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官吏的位置上,而是在“贫贱能移”的流浪之中。但孔老二依然念念不忘当官参政。

孔老二是自相矛盾的。一会说自己“才不弱于人”,一会又说自己“未之有得。君子应有谦虚之美德”。一会说“别人未必比得上我”,一会又说自己“离君子的水准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前后矛盾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儒学的宽容精神本来是一个好东西,但是中国人拿出来放在畸形的人性和畸形的社会中折腾来折腾去,立刻就变成了坏东西。比如儒学的宽容精神“主张求同存异, 不搞排斥异己”。但是在当今现实社会之中往往尽是“只求同,不许存异,坚决排斥异己”即所谓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伟大壮举。表面看上去儒学好象是一 个好东西,但是最终没有达到好结果,终究算不上好东西。

本来孔老 二的中庸思想“过犹不及”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中国人品来品去又变成了坏东西。诸如中庸思想中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威而不猛,恭而安”等,也就是说无 论遇到什么事,都要保持“中庸”即不说好也不说坏,即不说黑也不说白,即不说恨也不说爱……始终保持中间立场,居中行事。所以中庸也叫中行、中道。按照“ 中庸”这样的思想方法指导自己的人生便会平安无事。倘若见黑说黑,见白说白便立刻被打成“异端邪说”投入死牢。另外“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威而不猛”等, 也是相当、相当的违反人性的。试想:乐,能不淫吗?……哀,能不伤吗?……威,能不猛吗?……除非不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有了七情六欲就不可能人人达 到完全“中庸”之畸形病态的境界。表面上看“乐而不淫”是让人学好,怕人变坏,而实际上是压制健康的人性,是要把人完全彻底的变成畸形病态的没有一点脾气 的顺民。

倘若你遇到一个贪官,就在你家当地政府里面,而你即不说好也不说坏;倘若畸形病态的社会每天都在侵害你的权力和利益,而你即不敢愤怒也不敢公开表现出悲伤, 反而每天装得很幸福的样子;倘若你老婆和别的男人上床,你即不敢声张找那个男人“算帐”也不敢把自己的老婆怎么样,只想“中庸”,只想求同存异,只想搁置 争议,息事宁人……。那么你就是一个伟大的、十足的、标准的、畸形病态的“中庸”者了。而举世钦佩的健 康人性就应该见黑说黑,见白说白,立场鲜明,疾恶如仇,坚决不走中间路线。“中庸”是一种只顾自己利益,不顾他人死活的自私者的哲学,是一种公害哲学,是 利己主义的精神支柱。倘若谁反对这种公害哲学谁就是“走极端”,就是“村夫野人之言”……。这一公害哲学相当适合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客们的口味。正所谓“畸 形者必有畸形者的精神食粮”,否则如何能够顺利延续畸形者的传承。但是健康的人性是不应该接受“中庸”的。

总之,有了孔老二的明哲保身的“中庸”思想,中国人便学会了如何操纵吉凶荣辱。为了“吉”可以满世界撒谎,欺骗天下人,更可以随心所欲的变化,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鬼;为了“荣”也可以丧尽天良,人间坏事做绝。今日中国人的脸皮之所以厚于古人,儒学“中庸”功不可没。

古代《滥竽充数》里的南郭先生,尚有怕被识破之心,最后逃之夭夭,不难看出南郭先生是怀着羞耻之心而逃之夭夭。再看看当今社会明星、歌星假唱之风,学术假 论文之风,政客假廉洁之风……种种“时尚之风”无不登峰造极。并且竟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即使被媒体或观众骂翻天,亦不会逃之夭夭,还是可以照样幽雅的转 场异地继续玩“时尚之风”,继续疯狂敛财,继续厚颜无耻地顶着各种佳冠四处招摇。这些文化名流及政客奸商们的无耻肮脏,虚伪贪婪,都离不开儒家文化的熏 陶……不难相信,这就是中国儒术造就的时代精英,是儒家文化光辉思想启迪的一代智慧名流。当然,凡是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其它行业,几乎都充斥着不堪入目的肮 脏腐败,行行业业几乎无一幸免,甚至连教书育人的教育界都开始公开干一些厚颜无耻的不要脸的事情。这也是中国大教育家孔老二所始料不及的。

切记,儒学是中国人精神上的毒药。儒学的内功最后都会迫不及待的流露出外在的表现,那就是所谓的“儒雅”。儒雅过了头就是懦弱,懦弱过了头就是奴性。所以儒学潜移默化的功能最终结果就是让中国人都变成奴才。因而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提高识别能力,提高提高批判能力。只有不断深入批判孔老二不正确的东西,中国畸形文化的祸害才可能慢慢被消灭。鼓吹儒学在全世界传播和普及的人完全是一种祸国殃民,劳民伤财,不切实际的瞎折腾,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抑制健康的人性,让人们学会“伪”,学会“装”,是儒学的病根所在。

海外华人心声:为什么要在海外创办华人中文学校?

新闻来源: 休斯顿华人 十多年前,在美国拿到学位的邵建中,找到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的儿子找一所中文学校。休斯敦有好几所中文学校,用的是注音和繁体字教材。于是,邵建 中萌生了办一所教简体字的中文学校的念头。 他找到刚读完博士后的好友傅庆农和我们的朋友李允晨女士,李又邀上我的先生杨家骅并请来李文彦先生……就这么,滚雪球似的,一班热心肠的人,办起了“华夏 中文学校”,时为1994年。 学好中文,要让孩子把“根”留住 我们为什么办学?孩子们刚从中国来美时,我们担心他们英文赶不上趟,现在英文不愁了,又怕他们把中文忘光。 以,学校的生源不会有问题,家长王爱莲一个人就招来了30多位学生。这些学生的父母都是从大陆来的,大家一听说要办教简体字的中文学校都欣喜得很。许多家 长主动联系要当义工,后来他们真的成立了“家长会”,不但帮忙做注册、整理教室之类的琐事,还组织了许多课外的联谊活动。 师资问题也解决得非常圆满,质量很高。有一位上海黄浦区的优秀教师说她陪着先生到美国来,正感到在家里闷得慌,现在能派上用场,太高兴了。她面试的时候把 自己获奖的证书和以前的备课笔记都带了来。 筹备中文学校那会儿,我的先生回国了一趟。他回母校的实验小学求助,3个星期后返美,他的旅行包里装了重要物品,那是我们母校实验小学送的大幅彩色汉语拼 音字母表和一套语文教材。那个汉语拼音字母表后来派上了大用场,连续用了好几届。 那些日子真忙,从我先生踏上美国这块土地,7年的光阴,中文学校开学的那一天大概是他最快乐的一天。我有一种感觉,他把到美国这么久憋在内心深处的能量全 部释放出来了。 校舍借用的是休市的一所公立小学,讲好每周六给我们用。那天,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的总领事特地前来祝贺,还带来了几十套教科书。周围的人真多,家长好像比 学生还多,大家就像过节似地聚到了一起。 好事多磨,悉心呵护大家的“孩子” 因为借的是别人的校舍,许多事情不能事先做。中文课从学前班到五年级开了六个班,中文过后又在同样的这些教室开绘画、舞蹈、武术、剪纸等才艺课。为了不乱 套,我先生事先做好了需要挂在教室门口的年级和才艺课的指示牌,早上先挂中文课年级的牌子,等学生们都开始上中文课的时候再换成后面接着要上的才艺课的牌 子。 有些事是事先没有想到的。一是教室里的椅子和每个班的人数不匹配,需要调整、放学以后还要还原;第二虽说教室门口换了牌子,但用的是中文,许多学生看不 懂。他们找不到自己下一堂课应该去的教室;还有一件更是半路上杀出来的事:人家学校的教室里配有很多的教具,学生们进去以后都当成自己上学时那样摆弄起 来,建中发现了问题急坏了,赶紧招呼我们去叫停。 这个学开得很成功。大家高高兴兴地来,依依不舍地去,都巴不得下周早点儿到来。 兴奋了一个周末以后,星期一建中就带来了坏消息。他说那所小学告状告到市教育局去了,说是教室里的教具被搬动过,有些教室椅子被换过了。物理老师说教室的 地上到处都是绘画的油彩。为了缓和矛盾,建中特地向公司请了半天假,到教育局和学校都去了一趟,作了检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那一个学期,每到星期六,孩子们在教室里认认真真地上课,家长们在大厅中开开心心地聊天。放学以后,老师和义工们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做善后。这所中文学校就 好像是大家的“孩子”,被所有热心人呵护着。 这个“孩子”给大家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有时候也有一些无可奈何的烦恼。最伤感的是,有的老师或是家人被公司裁员。他们不得不离开休斯敦到其它地方去另谋出 路。 最烦恼的一件事还是校方的抱怨。尽管大家像小媳妇一样地努力,他们还是坚决不同意市教育局再跟我们续签租借合同。 大约5年以后,我们听说波士顿的中文学校得到当地学区支持的消息。我和先生都盼望着有一天,休斯敦的中文教育要是成为不单纯是华人移民自己的事就好了。没 想到这个愿望居然在短短的10年里实现了。我工作的大学就增设了中文班,我的一位在休斯敦大学教中文的老师还得到了联邦政府为普及中文教育颁发的科研经 费。 易地办学,中文学校发展壮大 中文学校被迫离开公立小学以后,一家教会将其教室租给了我们,一用就是好几年。而且教会尚有多余的教室,家长们在一块儿聊天时发现,互通有无能学到不少知 识,于是家长会活跃起来了。大家办起各种各样的讲座,种菜、做饭、申请奖学金、报考学校,等等。 这么又过了几年,我们看着学校的发展,起初是喜悦,然后便伴随着校舍不够用的不安。于是新的校委会又进入了找校舍的奔波。功夫不负有心人,学校得到美籍华 人刘先生的赞助和家长们齐心协力的集资。刘先生的祖父是一位教育家,从大陆去的台湾。 为了纪念祖父的一生,欣然帮助学校买下了中国城里的一栋大楼,并以他祖父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教育中心。 中文学校创办至今,规模已是今非昔比。从最初的70多个学生发展到现在的1500人。最可喜的是学生的组成。除了人们可以想象到的基本队伍,还有美国人跟 中国人结婚生的孩子、美国人在中国领养的孩子,不少高鼻子成年人也来了,他们是冲着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或是对中国将来的前景看好来上学的。

孔子误了中国,只有墨子才能振兴中国

如今,儒学再次兴盛起来,孔子再一次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但是,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孔子,导致中国沉寂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导致中国百年的屈辱,所以在曾经的新文化运动中,孔子被打到,成为封建毒瘤的代名词。

孔子的儒学为何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享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特殊待遇?很简单,因为,孔子的儒学有很大的迷惑性,表面上宣传“忠孝礼义信”,内在却在宣扬“上下有别,尊贱有分”主张维护封建特权,主张忠于君主,忠于专制。

而墨子为什么会遭到排斥,因为墨子主张的是“兼爱”“非攻”,“兼爱”主张的就是“众生平等”的原则,甚至,墨子公开反对君主专制。所以墨子的学说遭到封建君主的镇压,墨子的传人日渐稀少,最终在明代时绝迹。

而就在同时,英国正由单纯的手工家庭作坊向手工厂转变,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而中国的封建专制也达到了顶峰,孔孟等人成为一把牢牢的枷锁,锁住了中国人的思想。

这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孔子是个空想家,而墨子则是一个实干家。所以,中国的教育体系一直受孔子的影响,将中国人大部分人都培养成了空想家,只知道读书写书,纸上谈兵,却手无缚鸡之力,(至今如此)遇到事情来只会喊个“我可怎么办呢”?其实,这句话也是孔子一直说的,孔子周游各国时,也经常说,“我可怎么办呢?”然后把事情推给学生。

当时春秋战国时期如同现在的世界体系,有人要世界称霸,有人要地区称霸,有人还要搞杀伤性武器,乱作一团。鲁国本来是个大国,但是,由于鲁国一直不思变通,“周礼尽在鲁也”,所以一直处于挨揍的地位,最后被楚国兼并。而我们的孔先生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并且,还非常喜欢鲁国现在的体制,你说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老古董罢了。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没人愿意用他,只把他当成一个幌子,如果真用他,那这个国家必定会国破家亡。你说用一个只会嘴吐莲花不干实事的人主政,敌人来攻,孔子的一张嘴能抵住千军万马吗?孔子对他们说,大家都是中国人,何必呢?给我一个面子,大家退兵吧。你说敌人有这样傻吗?

而墨子则不同,虽然提出了“非攻”,但墨子是个实干家,他不会只提主义,不讲实干。墨子认清楚当时的时势,积极发明创造,建立了一支武器超级精良的墨家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在众多战役中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成为弱小国家的保护神。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不仅自由开放,而且在科技这方面遥遥领先,在墨子的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学说涉及到近代自然科学,如力学、光学、声学等。墨子以及墨子的传人们,一次又一次将中国的科技推到世界的高峰。

可惜历来的统治者们,怕墨子的学说以及墨子留下的科技发明影响了他们的统治,认为只要人民成为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历代统治者们大力提倡“重文”思想,将孔子拔到一个他根本就不配的位置上。

在“重文”的思想观念下,不重视科技的进步,不重视商业的积累,(孔子不喜欢商人,认为商人投机取巧,浪费国家财富,可知此人见识有多浅薄),所以渐渐的中国被其他国家超越了,引来了中国百年的屈辱,你说是不是孔子误了中国。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我们中国人一直尊崇墨子的实干思想,重视科技创造,在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就会迅速迎来“思想启蒙运动”,然后摆脱封建专制,提前进入资本主义,然后,就没英国人什么事了,自然也没有了百年屈辱。

所以,要振兴中国,儒学是不能提倡的,虽然儒学中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儒学只是个纯粹的空谈学说,只会把人变成一个空想家,这不符合我国所处的情况,在当今世界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要的不是空谈,而是实干,要的是重视科技发明,而不是培养出一群“学者”!

孔子是求职者的伟大榜样

孔子:一生都在求职的人 丁启阵

孔子的头衔很多,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圣人”、“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等几项。我刚才在自己家里席地而坐,吹着电扇,第N遍重读《史记·孔子世家》。掩卷遐想之际,忽然觉得,孔子还应该得到一个头衔:求职家。

试想:像孔子那样,从十几岁到六十余岁,一生都在不停地求职;从国内求到国外,兜着圈子求了十几个国家,前后耗时十几年,“干七十余君”,最后又回到国内继续求;所谓周游列国,其实无异于丧家之犬,坎坷连绵,险象环生,几乎连老命都丢在异国他乡……孔子求职经历之丰富多彩,遭遇之啼笑皆非,意志之坚韧不拔,古今中外,可有第二人?!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国内高等院校的疯狂扩招,内外夹击,使当今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变得空前严峻。在这种形势下,酸甜苦辣的求职过程必然成为大学生们无可逃避的人生重要阶段。少数意志薄弱者,可能根本无法适应这种残酷的生存磨难。这个时候,我认为,了解一下孔子一生的求职经历,一定可以得到些许启发,受到些许鼓舞,没准还能因此找到人生的出路。

现在我就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等史书的记载,把孔子一生的求职经历整理如下:

孔子虽然是宋国贵族的后裔,但是,他出生才三岁,父亲叔梁纥就死了。因此,他从小过的是贫穷而且低贱的生活。孔子没有正经上过学,他走的是自学之路。因为他兴趣广泛,吹拉弹唱之类下等人的玩意儿学了不少。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从小对礼仪之道特别感兴趣,跟伙伴玩耍,竟然玩祭祀礼仪少儿版。

孔子十几岁时,鲁国掌权大夫季氏大规模宴请国内之名的作家学者,孔子也兴匆匆地赶去参加。由于他还在为母亲披麻戴孝,也由于他年龄太小,被一个叫阳虎的大官给拦阻住没能参加。但是,这不妨看做孔子最早的一次求职行为,他想通过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谋求进身之路。

孔子十七岁时,在礼仪修养方面已经有些名气。鲁国大夫孟厘子临终遗言,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懿子和南宫敬叔都去拜孔子为师,向他学习礼仪。教这两个贵族子弟礼仪,可能是孔子平生的第一份工作。有趣的是,这份意外得来的工作,奠定了孔子延续一生的职业——教学——的基础。

这份教学工作,大约只是短期的辅导。但是,自此以后,孔子就办起了私塾。不过,这种私塾只是业余兼职性质的,他还可以有别的正经工作。等到年龄稍长,孔子就找了份正式一些的工作,做鲁国贵族季氏家的小管家,管理仓库货物。别看这份工作不起眼,它却是孔子日后人生起飞的一个基础。这个事情可以给今天的大学生这样一个启发:就业起点不怕低。

在南宫敬叔的要求下,鲁国国君给了他们师徒一辆车,两匹马,一个仆人,让他们出国留学,去东周首都洛邑(今天河南洛阳)进修礼仪。,实际上就是拜见老子。见过老子,临走的时候,老子送了孔子几句判断好赖人和为人处世的话。这一次出国进修,对孔子日后的招生工作大有好处。回到鲁国之后,拜孔子为师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孔子三十岁时,齐国国君齐景公和宰相晏婴访问鲁国,曾询问孔子秦国是如何强大起来的,孔子的一番回答让齐景公颇为赏识。孔子挺重视这一次跟齐国君臣的一面之缘。他三十五岁的时候,鲁国发生动乱,于是避难到齐国,做了齐国大夫高昭子的管家。找这一份工作,孔子是野心的,他想通过高昭子攀上曾经赏识过自己的齐景公,进朝廷做官。齐景公果然接见了孔子,向他请教了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孔子的回答也让齐景公相当满意。但是,宰相晏婴对孔子那一套不感兴趣,认为太繁琐,对齐国不适用。其他一些齐国大夫,可能出于嫉妒,也想加害孔子。无奈之下,孔子只得回到鲁国。齐国求职,虽然宣告失败,但是,孔子在齐国期间并没有虚度光阴,他曾向齐国的一位宫廷音乐大师学习一首名叫《韶》的宫廷乐曲,刻苦到了“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给齐国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回到鲁国之后,孔子大约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到四十多岁时,孔子已经成为有名的学者,鲁国、吴国发现了出土文物,都跑去请教孔子。有一段时间,鲁国政局一片混乱,孔子也就不再谋求官职,一心教书,研究、整理《诗经》《尚书》《礼记》《乐记》等经典著作。

五十岁那一年,鲁国大夫公山不狃占据费城,背叛季氏,自立朝廷,派人邀请孔子去他那里做官。孔子多年没有官做,想要应聘,但是他那著名的犟驴弟子仲由(子路)不让他去。

此后,孔子继续求职,终于做了中都(在今天山东省汶上县西部)的地方长官。不久,又升为司空(掌管工程建设,相当于后代工部尚书)、大司寇(掌管刑狱、纠察,相当于后代刑部尚书),一度还代理宰相。这期间,孔子做了几件有声有色的事情:整顿社会秩序,诛杀跟自己持不同政见的少正卯,外交上以强硬态度对付齐国,等等。他的种种表现使齐国感到害怕,因此,齐国以向鲁国国君赠送美女的方法,离间孔子与鲁定公。孔子被迫离开鲁国,踏上漫长的出国求职之路。

孔子这一趟出国求职,就是史书艳称的“周游列国”。大致路线是:鲁→卫→匡→蒲→卫→曹→宋→郑→陈→蒲→卫→晋→卫→陈→蔡→叶→蔡→楚→鲁。

一路之上,孔子师徒当然也有受到礼遇的时候。例如:卫灵公给孔子发放跟他在鲁国做官时一样多的俸禄,粟米六万钟;卫灵公的风流宠妃南子曾单独召见孔子;晋国赵简子派人迎接孔子准备任用他;楚昭王曾想赏赐孔子一片土地,并重用他师徒。

但是,这一路之上,麻烦事情也不少:匡人误把孔子当阳虎,拘禁了他五天五夜;在宋国,差一点被宋国当权大臣杀死在一棵大树下;在郑国,师徒走散,被郑国人形容为丧家之狗;在蒲国被叛乱的叔孙氏围困,打了一仗;在蔡国,被隐者长沮、桀溺、荷蓧丈人取笑了一番。最凶险的,当数陈蔡之间那一次,孔子师徒被围困在荒郊野外,饿了好几天,不少学生还病得不能站立,人心惶惶,都以为必死无疑。

这一路,孔子师徒前后走了十四年!这期间,他一些弟子的工作得到了落实,但是,孔子本人,就没有得到过一份正式的工作,始终是寄人篱下,混口饭吃而已。说得难听一点,跟叫花子差不了多少。

后来。孔子的弟子冉有(求)被鲁国召回,担任重要职务。冉有向鲁国当政者季康子推荐老师,季康子有意任用孔子。但是,等孔子真的以海归身份回到鲁国,鲁哀公、季康子在向孔子咨询了一番治国道理之后,还是没能任用他。这个时候,孔子已经六十多岁,从此不再求职,专心教书和整理文献的工作。

孔子一生,求职上可以说是相当失败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人老人家一生的整体成功。没有这个相当失败的过程,孔子也许就无法成为“圣人”、“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无数的挫折失败相加累计,等于丰功伟绩,等于永垂不朽,这是一个有趣的人文数学定理——孔子之外,孙中山也是一个例子。

纵观孔子一生的求职道路,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特点:他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学习与研究工作。研究古代文献,学习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种知识。是不断的学习和研究,成就了孔子千古不朽的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