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历史观的几个笑柄

由于写史的原因,常与国人谈论历史,当然免不了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一开始还以为是国人接收的历史信息出了问题,久而久之,发现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信 息的吸收,而是在于思维方式本身出了问题,今晚闲暇,特下笔谈谈这个问题,提醒一下,所谓诤友,知无不言,希望能使国人开窍一些,聪明一点,别再自欺欺 人。

笑柄一:“我可以反帝,你不能独立”

中国有不少所谓的文化人、历史爱好者,每当谈起外蒙古独立这段历史,往往不约而同地发表这么两点看法:1、国民政府无能,丢掉了外蒙古;2、新中国太反动了,竟然支持外蒙古独立。

这些所谓“文化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显然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外蒙古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外蒙古人民独立是非法的。

事实上呢?——事实上,外蒙古在明朝乃至以前,都不是中国人的地盘,外蒙古在清朝初年归顺了大清帝国,是慑于大清帝国的武力,1912年大清帝国通过《清 帝退位诏书》、将外蒙古“转让”给中华民国,这件事并没有征得外蒙古人民的同意,外蒙古人民显然是有权不接受的。换句话说,外蒙古人民有权独立。掷地有 声。

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旋律是:反帝救国,独立自主。中国人要反对殖民,要争取独立,对不对?很对。但是一谈到外蒙古人民要争取独立,我们的“爱国”青年立马 就翻脸了,为什么翻脸呢?因为我们的“爱国”青年认为:只有我们中国人才可以独立,你们外蒙古人也想独立?啊呸,做梦吧你。

我可以反帝,你不能独立。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这就是某些“爱国”历史爱好者的嘴脸。

外蒙古人从前是外蒙古人,后来是清国人,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是中国人,他们也有权选择不做中国人——中国人民有权争取独立,外蒙古人民也有权争取独立,大家 都是人,人人平等。我可以反帝,你不能独立,这是双重标准、强盗逻辑,这个问题必须要清醒对待,否则中国人一不小心就会沦为自己一直批判的帝国主义,某些 “爱国”文化人,有空不妨照照镜子,看看镜子里面的那个人,像不像当年的日本鬼子?大家都是扩张主义者。五十步笑一百步,仅此而已。

笑柄二:“我可以杀出去,你不能打进来”

鸦片战争研究难免谈到一个问题:林则徐的禁烟举措有没有失当之处?但是谈到这里,往往有“爱国”历史爱好者跳出来,作义愤填膺状,抗议道:“这有什么好谈 的?英国人派兵杀到我国境内,就是它不对,任何理由它都不能杀进来,一杀进来,它就是侵略者”——每当这些声音出现,一些学养不够的人往往被压得大气不敢 出——无论任何原因,A国都不能出兵B国,否则A国就是侵略者。但是当你反驳他:“按照你的道理,1979年中国出兵越南,请问中国是不是侵略者”?这个 时候,他往往急得大汗淋漓,无话可说,手足无措,热锅蚂蚁,丑态百出。

可见,这种“爱国”的论调,只是听起来似乎对,实际上是错的。因为如果无论任何原因,A国都不能出兵B国,否则A国就是侵略者。那么很显然,中国在历史 上,也曾经当过N次的“侵略者”,1918年,北洋政府出兵俄国,打到了别人的国土上,是不是侵略?1950年,王师跨过鸭绿江,造成人家民族分裂,这又 是什么?1979年,自卫反击,打到了越南的首都周边,这又叫什么呢?不要忘记,1950年、1979年两次出兵境外,国际上是一片谴责之声。不信?查资 料去吧。

你知道吗?1992年中韩建交,中国第一任驻韩大使在汉城举办记者招待会,立马遭到了韩国记者的刁难——韩国记者要求中国大使对1950年的“侵韩行为”进行道歉——试问在韩国人的眼中,1950年中国的行为是什么性质?

1979年我军杀进越南的国土时,三大注意,八项纪律,帮越南老百姓挑水割禾,换来了什么?换来的是越南老百姓的冷枪。为什么呢?因为在越南人的眼中,我们就是“侵略者”。看看当年越南政府是怎样宣传“中国侵略者”的:

“北寇(中国)妄图侵占邻邦的领土,以遂其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越共)党中央和政府号召全体军民再次奋起反抗外族侵略”

看清楚了吧,在1979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北寇”,我们被越南人视为侵略者,不为什么,因为我们杀进了别人的国土。

中国在近代史上,的确主要是扮演了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但是在历史的某些时刻,我们同时也扮演过加害者的角色,只是你不了解、不承认、不敢去面对罢了。我们 在谈论历史的时候,大可以谴责帝国主义侵略者,但是“A国出兵B国就是侵略”这种话语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也曾经出兵他国、揍过人家,这种石头搬起来, 一不小心就砸了自己的脚趾头——我不是叫你不说话,我是教你说话放聪明点,这个世界上,其实谁都不干净,千万不要以为别人都是豺狼、而唯独自己是个天使。

笑柄三:“你的也是我的,自古以来都是我的”

中国的“爱国”文化人,每当谈到领土问题,最常用的一句就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什么叫做“自古”?要多“古”才算“古”?而“中国”这个概念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中国”概念的涵义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

我举台湾岛做例子吧。我们的“爱国”青年最喜欢说:“台湾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问题是——这是一句谎言——台湾岛自古以来并不属于中国,据说三国时期孙权的部队到达过台湾,但这并不能证明台湾属于中国——马可波罗还到达过中国呢,这能证明中国属于意大利么?

此外,明朝时期设置的“澎湖巡检司”也仅仅覆盖了澎湖列岛,并未能覆盖台湾本岛,中国人在台湾岛上实施有效统治,其实是从康熙年间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人并未管治过台湾岛。

怎么回事呢?原来,台湾岛在历史上原本是属于原住民的地盘,岛上曾经有原住民建立过“大肚王国”之类的部落国家,后来是荷兰殖民者来了,设置了荷兰殖民政 府,再后来才是郑成功武力打败了荷兰人、从荷兰人手中抢到了台湾,再后来,才是大清国打败了郑氏王朝、才正式将台湾岛并入中国版图的。

换句话说,台湾岛并不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而是中国人自己动手打来的,甚至说难听点,是抢来的——如果非要说台湾岛自古以来属于谁的话,那么它首先自古以来属于岛上的原住民,其次才属于荷兰人,再其次才轮到中国人。

台湾岛的历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一个很明确但是又很残酷的历史事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块地盘是自古以来属于哪个国家,中国人的地盘和世 界上其他民族的地盘一样,都是自己打来的,中国人在历史上为了扩张自己的地盘,不断地发动战争,不断地灭亡别人的国家,例如什么大理国、南越国、准噶尔汗 国、中山国、巴国……这个被中国人灭掉的国家名单,还很长很长——中国人就是在不断的武力扩张中、逐渐壮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我们的“爱国”文化人, 千万不要以为别人都是豺狼、唯独自己是个天使,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民族和国家,在本质上都是自私的——中国人并不能例外。话很赤裸,但是很真实。

没有什么“自古以来”,人类生存的地盘,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一个变动的状态,今天是你的,明天是我的,任何一个地盘的变更历史,都是有迹可寻的,“自古以来”并不是什么真理,而是流氓的避难所,仅此罢了。

笑柄四:“我可以欺负你,你不能欺负我”

中国的近代史教育奉旨向孩子们灌输这么一个观念:中国在近代史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受人欺负的国家。

今天,请容我讲一句真话:事实上从清末开始,中国已经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之所以没走成,仅仅是因为内乱,因为不争气,实际上清末已经开始在走帝国主义的霸道之路了,我举几个事例:

事例一:1882年的时候,大清帝国发现自己的属国朝鲜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大清帝国感觉到自己在朝鲜的优越地位将来可能要受到日本帝国的挑战,为了加强对 朝鲜的控制,大清帝国要求朝鲜签署了不平等条约《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里面约定了中国人在朝鲜享有治外法权,紧接着,大清帝国又要求在朝鲜设立清国租 界,一连设立了好几个清租界:仁川清租界、釜山清租界、元山清租界等。与此同时,大清帝国还在朝鲜加强了驻兵。治外法权,租界,驻兵…….这些都是所谓 “帝国主义”的典型行为。千万不要告诉我,大清的这个行为和英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事例二:1911年,墨西哥爆发排华事件,清廷立马电令大清海军“海圻号”向墨西哥进发、保护清国侨民,在大清帝国枪炮的威慑之下,墨西哥政府选择妥协、 向清国道歉赔偿。看,自己的侨民在别人的国土上受欺负,立马派军队前去威吓别人,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行为。千万不要告诉我,大清帝国的这个 行为和英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事例三: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俄国”,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出兵干涉,1918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派兵、参加了帝国主义出兵俄 国境内、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军事行动,这个事件在历史上叫做“西伯利亚干涉”——你没有看错,中国曾经派兵到俄国境内、武装干涉俄国的内政,这是历史事 实,白纸黑字记录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是被淡忘了。出兵他国,干涉别国内政,这也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行为,不要告诉我不是。

还有一个更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甲午战争。与我们的认知不同,甲午战争其实并不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而是大清帝国和日本帝国为了争夺朝鲜控制权而爆发的 战争,至少在朝鲜人民的眼中,甲午战争不过是清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狗咬狗的战争而已。日本控制朝鲜不对,但大清帝国控制朝鲜就对吗?换位思考,想 想便知。再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甲午战争爆发时,你知道当时国际上的舆论偏向谁吗?答案令你大跌眼镜:当时国际上的舆论是倾向日本,当时西洋人多数 认为大清帝国无理。没想到吧。

这一类的事例,还可以列举很多。我们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来,在当年帝国主义的潮流中,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府,已经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并且正在走帝国主义 的道路,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干的那些欺负人的事情,晚清政府、北洋政府都已经开始干了,并且还干的相当出彩——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并不是吃素的,千万不要 以为中国人是一副祥林嫂的窝囊样,中国人并不是不想走帝国主义道路,只是由于内乱没走成而已,在历史上,哪怕是在近代史上,中国人欺负别人的历史事实,不 是没有,只是你不知道。

笑柄五:“我总是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曾经在深圳的出租汽车里与司机谈到钓鱼岛问题,司机说钓鱼岛是中国的,要杀光小日本。我半开玩笑似地问他:为什么钓鱼岛是中国的?那司机被我一问,停顿 了一下,答:当然是中国的,还用问么?我继续追问他:我还真不知道,愿意请教,洗耳恭听。司机沉默了好久,才蹦出了一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就是我们 的。

事过多年,每当想起这个深圳司机,我仍然有一种想笑的感觉。这个司机其实并不是一个特例,想当年砸车的“爱国”青年们,你要问他“为什么钓鱼岛属于中国”,我想他们99%的人都答不上来,先把车砸了再说,别问我为什么。

你相信你钱包里的钱属于你,为什么?因为那是你刚刚发的工资。你相信你的房子属于你,那是因为房子是你出钱买的。你相信你的配偶属于你,那是因为你和她有 结婚证。你相信任何一个事物属于你,你必然能说出它的理由,如果你不能说出个理由,那么说明你并不确定它属于你。而如果你不知道一个事物为什么属于你,但 言行上又坚决声明它属于你,那么说明你的思想出了问题——这是病,得治。

一百年前女孩子缠足,旁人问她为什么缠足,她说不知道,因为旁人都说缠足是对的,所以我也觉得它是对的。七十八年前日本人民列队欢送乡间子弟出征支那,你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为国打仗就是对的”——这些都是病,得治。

稍有理智的人都应该知道:如果你不知道钓鱼岛为什么属于中国,那么你就应该闭嘴。而如果你真的忧国忧民,那么你应该立马搜集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材料,正反双 方的观点和证据都要了解清楚了,确信“钓鱼岛属于中国”了,到了那个时候,你再四处高唱“钓鱼岛属于中国”,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当你不了解钓鱼岛历史的 时候,却还要振振有词地声称“钓鱼岛属于中国”,但当别人问你为什么,而你又答不上来,这个时候在别人的眼中,你已经退化为一只猴子了。

一个合格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任何一件事,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一个东西,属于你就是属于你,不属于你就是不属于 你,而当你不确定一个东西属不属于你,你最合适的答案是:我不知道。而你既然不知道,又要斩钉截铁地说它属于你,这个时候,你从精神上已经沦为了一名盗 匪。–冯学荣

看中外文化差异 中国人还没真正崛起

编者按:从物质层面来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当然是崛起了,但从精神层面来看,中国距离真正的崛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人在素质上与发达世界相比有哪些不足?研究者王键在爱思想撰文探讨了中外文化的差异,和中国人在个人素质方面存在的不足,很有启发意义。现转载如下,供大家参考。

很久以前就想写这么一篇文章,这是因为自己在来上海之后,接触了到很多外国人。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源于自己对文化差异的兴趣,有意无意地做了一些观察,由此也产生了很多感想。而在这个期间,自己也通过媒体、影视作品对欧美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想对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当然,本文主要谈自己看到的差异,并无意刻意美化或丑化某种文化和价值观。毕竟,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每种文化和价值观之所以能够持久存在,总归能够找到其存在的足够理由和根据,每种文化和价值观也总归会存在着某些缺陷。但笔者还是尽量在不同文化现象间进行一些比较,它们的差异,缺陷,优势,相互的关系,以及可能比较敏感的问题:它们在比较具体的领域中的优劣。

我先讲一下自己接触到的外国人群体的背景:首先,从他们的国籍和所处区域来看,基本上是遍布全球。除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尚无接触,基本上其它地区的外国人样本都算齐全了。比如,北美地区: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南美地区: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东亚地区: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泰国,印度,印尼,菲律宾,新加坡。中亚到中东: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大洋洲:澳大利亚。欧洲: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瑞士,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瑞典,挪威,丹麦。非洲: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及,刚果,尼日利亚。遇到的外籍人士,大致就是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其次,从种族背景来看,也比较齐全:亚裔,白人,黑人,拉美人,基本都包括了。再次,从语言来看,因为我只会讲一门外语,即英语,所以和这些老外交流时一般也只能使用英语。

再叙述下接触这些外国人群体的环境:有这么几个途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是在运动场。因为我经常去运动场跑步踢球,在那里可以遇到不少老外,多年下来(>6年),累积的数量相当多。有的是在一起踢球,或者相互打个招呼,再进一步交流沟通,就聊上了。多数老外是通过这个途径认识的。当然,此外还有其它途径。第二个途径,是在公共场合,比如地铁,超市,或游乐、旅游场所等其它场合,偶然遇到的,打个招呼后,再相互沟通。第三个途径,同工作有关的,接触到的外国专家。第四个途径,邻居。第五个途径,是上海世博会这个地方性的偶然因素。世博会我总共去了三次,每次都从早到晚,期间也接触到了不少馆员和老外游客。

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看出来,由于这些接触过程都相当随意,具有一定偶然性,而且大都并非工作性质中的接触,基本可以排除利益因素的干扰。那么,可以认为:由这些接触所反映出的外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然性,是未经可以掩饰的。总之,笔者所接触到的这些外国人群体,在总体上确实同中国人群体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当然,不只是中外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在这些外国人的样本之间,也会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

以下笔者就印象比较深的方面来谈一些观察到的差异。首先,根据我的观察经验,在国家和地区的发达程度,以及来自该地区的人群的素质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当然,这个“素质”的含义是比较笼统的,还得先要把它具体化。在这篇文章里,所谓素质主要是指这几个方面:个人的礼貌和修养,行为和精神面貌,交流和沟通的顺畅。从这几个方面来衡量,来自欧美地区的人士,确实有较大的比例表现的很好。就我的接触范围而言,在个人的礼貌和修养方面,北欧人和日本人应该是最典型的。北欧人的特点是喜欢独来独往,很少会看见来球场的人当中,北欧人会抱团过来活动,一般都是个体。相对的,拉丁文化圈的人群就不太一样。有人可能会问:这是不是因为客居中国的北欧人太少了,所以只能独来独往?就我的观察和了解,这似乎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应该是源于他们的文化和个性使然(当然这是笼统地描述,并不会排除例外)。北欧人的性格大都随和平静,比较偏冷,也不苟言笑。有较强的正义感。交流沟通时也按部就班地,非常有规律可循。而且时间观念很强,运动完毕之后,经常有很多中国人在一起休息闲聊,但北欧人似乎不喜欢这种“扯蛋”和“开玩笑”的休息方式。他们通常不会闲聊,聚在一起时若有话可说则会认真讨论,无话可说则保持沉默(在这一点同德国人类似,总是很严肃,很正式地发表观点),随后很快走人,但绝不会嘻嘻哈哈地闲扯下去。相对而言,拉丁文化圈的人在这方面就很不一样,比较热情和放纵,似乎和中国人更接近些。

日本人在个人的礼貌和修养方面也非常好。接触过很多日本人之后,就会逐渐产生出一种感觉:日本人似乎具有一种很强烈的控制自我的文化气质。这不只表现在他们见面后举手投足的那种礼貌和客气,而更加表现在他们的言语和思维方式中。典型的日本人,都具有一种很强的自我克制倾向,表现的很谦逊,很客气,很忌讳那种直接的、外指的、甚至带有暴力倾向的言辞和行为。在这方面,虽然韩国人在外表看起似乎和日本人很相似,但内涵却非常不同。韩国人往往就比较直接,行为更生硬,会表现的更外露甚至更粗鲁。当然,不只北欧人和日本人在个人的礼貌和修养方面出众,来自欧美地区的人士,大都有较高的比例在这方面表现的很好,虽然在风格上会有差异。其它地区,比如来自东南亚的人士,也表现的较好,拉美地区总体也不错,相对稍差一些。相对而言,拉美人喜欢成帮结伙,帮派气氛要典型一些,有些个体会具有较强的自我中心倾向。其它的地区,如中亚、非洲等地,在这个人礼貌和修养方面则要相对更差一些。

在行为和精神面貌方面,也是欧美地区的人士全面领先。因为我的接触范围大都是非正式的,非工作性质的,同利益无关的。那么对行为和精神面貌的观察方式,也并不是集中于对正式的社会规范的观察,而是对于完全自发行为的观察。具体而言,就体现在球场上的行为和精神面貌。首先要强调一点:球场上的行为完全是基于自发和自愿的,基本不存在任何强制性的要求,比如你是不是非要来这里锻炼,要持续多长时间,要保持什么强度,要达到什么效果。在这种无约束的环境中,欧美人的行为表现出了最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也表现出最顽强的拼搏精神。最典型的人群,比如北欧,英德,美加,这些地区的人士,几乎鲜有例外的,在球场上从头至尾前仆后继拼搏到底,没有任何外部强制,但不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还要强调:在这方面的表现,同技术水平无关。这主要是一种个人的习惯和拼搏精神,技术水平可能不那么好,但积极参与、个人追求和团队精神是更重要的维度。在这些方面,上述几个地区的样本通常都是最好的。其次是日本,日本人在这方面表现的也很好,很少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始终拼搏。这些人的共性是,除非他不想参与球场活动了,只要他参与,一定会尽全力,否则就会退出休息。拉美人在这方面要稍差些,其次是东南亚和中亚,非洲人表现的则会更随意更懒散些。

再谈一下交流的沟通和顺畅。在这个方面,美加、北欧、瑞士、德法等地表现的最好。这些地区的人士,思想相当开明,对一件事情进行讨论时,他们很容易听取不同的意见,从正反两个维度来进行思考。而且讨论会进行的很顺畅,尽管会有不同意见,但却不容易引发争吵。这里提个具体的可以进行判断的指标:自反性,能否进行顺畅的交流,一个具体的标准是此人对自己所在国和文化的态度。也就是说,针对他所在的国家,如果讨论引发了一些批评话题,他究竟是否能够容忍,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在这个方面,上述地区的人士都表现出较强的容忍力。最典型的是美国,他们对自己的政府具有很强的批判态度,其它地区的人士也容易保持类似倾向,会坦白自己国家确实存在问题,亟待解决。日本人通常也表现的比较开明,但相对在这方面会忌讳一些,相对冷漠,不大喜欢讨论政治议题。此外就是英国人,英国虽然是老牌民主国家,但英国人相对于欧洲其它地区而言,往往表现的比较拘束,并不太愿意敞开心扉进行相互交流,表现出同其它欧洲国家不太一样的气质(但英国人很守信,比如来球场踢球遇到管理员阻拦,下次肯定就不会再来了。他们不大有钻空子的那种侥幸心理,答应了的事情就会照办不会中途变卦)。在这些国家之外的其它地区人群,通常会表现出较强的民族自豪感,会更敏感一些。

还有就是这些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观察和态度。既然是在中国,那么这显然也是个重要的话题。应该说,在这些外国人中也有不少对于中国式生活的偏爱者。具体理由大概有这么几种:第一种,经济的发展,比如一位委内瑞拉商人就表示,西方自由民主那套东西是不灵的,在委内瑞拉根本就不好使。所以查韦斯才会有很多支持者,甚至会用民主的方式顺利修宪,支持他成为终身制的总统。这位商人认为,委内瑞拉的情形,同几十年前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类似,因为民众呼唤这样一位神化的领袖,所以才会产生这种领袖的现象。既然存在着这样一种民众和文化的土壤,那么查韦斯也只是顺应这种需求而已,时事造英雄,虽然委内瑞拉具备三权分立、司法体系、自由媒体,但它无法解决大量穷人面临的失业和吃饭的紧迫问题,所以这套自由民主体系在委内瑞拉是无效的。查韦斯能解决吃饭问题,那么就会有大量的支持者,而这些人并不会去关心那些更多的也更无关痛痒的问题。

第二种,社会的稳定,比如一位阿尔及利亚的青年人就表示,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模式同中国相似,军政府外加社会主义(几年前的谈话,现在情况似乎有变化),同西方非常不一样。那么,中国的成功经验可以为阿尔及利亚所借鉴。另有一位法国年轻人也表达了对中国式生活的崇尚。他认为在法国存在着太多政治议题,比如穆斯林问题,移民问题,由工人福利引起的罢工问题,而在这种自由民主的方式下不断引发出越来越多的争执和分歧,导致政治运作越来越无效。反观中国,社会稳定,治安良好,像他这类不关心政治议题的人,就非常喜欢这种平静、安宁的生活。

第三种,文化的推崇,有一些外国人很喜欢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因此特意慕名而来,感受这一文明古国的传统和风尚。

当然,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外国人不讳言中国的问题。他们对中国式生活方式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概括下来大概有这么几种:第一种,贫富的差距,一位挪威年轻女士,到中国来做义工,她认为上海外表看起来富丽堂皇,跟欧洲一样发达,但实际接触后,却发现存在如此之多的贫穷人口,这让她很难以理解。

第二个理由,缺乏良好秩序,一位台湾女生就表示,她在上海排队等候,多次发现有人插队,有一次她指责插队的男士,结果遭遇威胁,险些挨揍。她在中国看到了很多缺乏教养的现象和“秩序”,这些事情给她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

第三个理由,中国的社会体系存在很多屏障,缺乏公正。比如一位来自加拿大的亚裔女孩就表示,她来到中国后多次遇到无法保护自己权益的事情,如乘车未达目的地即被司机赶下车,遭遇推诿无人对此负责。在她生病后去医院看病也受限制,非常不方便。

第四个理由,社会的腐败,一位匈牙利男士就表示,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超乎他的想象,在他的国家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与很多人设想的可能相反:被媒体热炒所谓的热点话题,似乎是中西方争议中的焦点问题,即自由民主和人权,在我接触的这些外国人看来,却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领域。

总之,这些外国人由于身份的特殊,而且大多并不会长期定居于中国,因此他们对很多政治议题以及自由民主和人权之类问题,并不是太感兴趣,毕竟中国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并不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分子,他们来中国生活通常是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目标和追求,比如享受生活,或者追求事业,或者感受文化。除此之外,他们也不会过分关心过于抽象和长远的问题,比如这个共同体的未来和命运究竟是怎样的?这些他们可能并不是特别关心。

说了半天,重点还是要落到这个“中外差异”中。以上描述了很多对外国人的观察,那么相比较之下中国人的表现究竟有什么特点呢?这个话题比较敏感,历史上也有狠多著名人士做过文章。比如可能是最早,亚瑟.史密斯的著作,此后的鲁迅,也对此进行过表述。还有辜鸿铭,写过著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在近一些的年代,也有孙隆基的研究,以及柏杨的作品。我个人的感觉是,不只是存在这中外文差异,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的国民精神和素质,同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缺乏自主性,在同样的一块运动场上,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会表现的松松垮垮,在并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参与游戏的前提下,也会敷衍了事,他们似乎很缺乏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认识到作为一个个体,自己仍然可以是极富价值的,是有待发掘和创造的。相反的,大多数人在参与游戏时,都仿佛是在应付老板,赶紧打发掉闲来无事昏昏噩噩的一段时光。

第二,非常爱面子,前面说了中国人缺乏自我意识和积极参与的精神,但很奇怪的是,中国人同时又特别爱面子。这看似矛盾的两点并不冲突,这些中国人虽然缺乏不断创造自我的动力,但同时把固步自封的自我又看得非常神圣不可侵犯,这也就是说:虽然我不怎么样,但别人也别来插嘴。球场上经常容易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国人的群体中很容易产生谁来做核心的矛盾,经常出现这样的局面:缺乏实际能力的人,却喜欢随意指挥别人,引发矛盾。或者相反:真正具有能力的人,指挥缺乏能力的人,对方却根本不服,引发内讧。就我的观察,在老外的球队群体中类似的事情确实要少一些,这个原因据我的猜测,可能是源于老外相互之间更善于沟通,能够以更好的方式解决尊重权威和树立自尊这两者之间经常出现的矛盾。而在中国人的群体中,权威的产生过程,以及追求自尊的方式,更容易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容易导致冲突。

第三,缺乏团队精神,以前就有人曾指出中国文化中看似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究竟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比如,胡适曾说中国文化的问题是缺乏个人自由权利意识,太重集体。相反,孙中山却认为中国文化的问题是太注重个人,缺乏集体意识。其实这两个意见并不冲突:由于缺乏自主意识,很多中国人不善于创造和发现自己,那么他们自然也不会善于去创造和发现一个团队和集体。他们要么固步自封,顺从于一个神圣化了的自我,要么抛弃自我,寄身于一个神圣化了的集体,总之,这样一种心态导致中国人很难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做出很好的协调,也很难进行不断的创造和发现。

第四,曲折的思维,在接触过很多老外之后我逐渐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可能是最曲折的。最典型的直线式思维是北欧人,在他们的表述方式中,基本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非曲直对错分明,很少有模糊的地方。这可能同北欧的文化背景和规范的社会模式有关,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一切都有章可循,北欧人从小在交往过程中就形成了这种简单明了的思维模式。其它地区,比如西欧尤其是德国,英伦,南欧,美加澳,也都有这个特点。这些地方的人,讲话基本上不会拐弯,有什么意思就会直接明显地表达出来,不会模糊不清让你猜来猜去。而拉美人在这方面也相当直接,虽然他们的文化在热情奔放之外也稍微有点曲折之处。非洲人比较淳朴,也是有话就直说。甚至就连亚洲的国家,比如日本东南亚,也比中国人的思维和表达更直接更清晰。

我猜测,可能是因为中国非常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际网络造成了中国人在思维和表达方面的委婉、含混和曲折,仔细回想一下,由于诸多因素,我们的小孩在从小的生活环境中,逐渐从最初的天真无邪状态被锤炼的越来越老练,遇事之后愈加要瞻前顾后,反复三思而行,就连一件看起来最普通最简单的小事,有时候都要考虑诸多不可测因素,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存在变数。这样长期下来,在社会建构过程的不断刺激下,人的思维自然就会变的曲折。比如,同样的一件事情,老外要是知道了,思维中可能直接地就有那么一、两种反应,没别的了,而相反的,中国人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情,思维中不知道突然会产生出几种想法,可能会有很多种,有意识无意识的,简单的直接的,间接的复杂的,好事按坏事办的,坏事按好事办的,可办的可不办的,还有什么张三的李四的,政府的领导的……总之,我发现这种深层的思维方式确实有很大的差异,这并不是个案,虽然不无例外,但在统计的意义上仍存在较大差异。

第五、缺乏遵守规则和程序的意识。同样举球场上发生的事例,在上海这边,来踢球的中国人一般喜欢随便摆两个小门踢小场。然而老外通常觉得小场太小施展不开,并不是真正的足球,他们更喜欢踢大场。但是,踢大场就会遇到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谁来做门将?作为临时组合的球队,并没有专职的门将,而且大家都不太愿意去做守门员。那就只好在比赛前先用某种方式确定门将,一般是两方分开每方球员都围成圈,然后用足球在中间随机转一下,气口对着的那个人就第一个守门,剩下的按时针方向排列编号,每次无论哪方有进球就按编号轮换下一个门将。我估计,这个模式很可能是老外先使用的,而后由中国人进行模范,因为从这个流程来看,似乎比较符合西方的文化。

然而,根据我的反复观察,这个模式老外用的时候确实不大容易出问题,轮到谁谁就会去守门,依次轮换门将,就解决了没有固定门将的问题。可是,轮到中国人进行的时候,就总是会没人守门。也就是说,虽然一开始的时候确定好了人员和次序,非常明确毫无异议和模糊之处,但在进行中,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没人去守门了。球场上都是自发组成的,并不存在某个绝对权威来进行干预,这时候事情就很麻烦:因为通常大家都只记得自己的编号,也懒得去认真调查这件事情,仔细回忆当初的成员排列次序,究竟是谁的环节出了问题?这样一弄的话,按照最初预定的正常流程,问题就没法解决了。也就是说,就没人做门将了,比赛也就变味道了,虽然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表现出中国文化有别于欧美的特殊之处:必须有人愿意额外奉献,这时只有哪个人自告奋勇愿额外地多做几次门将,而大家也不会仔细推敲是谁破坏了游戏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游戏可以正常继续进行。在事实上,中国人的圈子里也确实经常会产生这种自告奋勇的“奉献者”,而这也是有别欧美人的一个明显差异。

另一个在球场上可以观察到的对规则态度的例子,则是“投票表决”。欧美人如果在球场上遇到了分歧,比如在人多比较杂的情况下,究竟选择踢大场还是踢小场,这时如果意见不一致,他们就会选择”Vote”。投票下来,按照人多的一方执行,人少的也会服从投票结果,于是分歧获得解决。但是在中国人群体里,“投票”的方式毫无说服力。有一次,在球场上一帮老外在踢球,旁边有一群中国人也在踢,这时有个美国人提议说不要分割成两组分别踢了,大家干脆踢大场吧。但是很多中国人并不喜欢踢大场,然而老美对这一点理解的很肤浅,就提议说大家”Vote”,决定要不要踢大场。我随后就跟他解释,中国的文化并不是那种很尊重”Vote”的文化,但是他不太理解我的说法,非要过去提议投票表决。结果自然是很没趣了,因为只有一部分中国人响应他的提议,而其他人根本就懒得和他纠缠什么”Vote”的提议,最后只能是各踢各的,两块小场地依然分开,根本踢不成什么大场。这件事也很典型地反映出了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尤其是在面对分歧时解决问题的方式。

第六、缺少平常心,在狂妄与自卑之间摇摆。虽然现在中国不断崛起,但很多国人却表现的越来越狂妄,骨子里却有自卑,似乎离健康的自信仍有较远的距离。有一次我问几个泰国的年轻人,觉得中国和泰国有什么区别?他们回答说,一个区别是中国这边做的饭菜有味精的味道,而在泰国很少放味精。另一个区别,则是泰国人更和蔼,喜欢微笑,在中国大多数人总是表情很紧张,板着脸。我再举个亲身经历的世博会的小事,在加拿大馆外,我同我的加拿大老外学生在聊天,他跟我学习中文。接下来过来了几个老外和一个中国年轻女生,好像是外院毕业的翻译,她跟着一个美国人一同过来。我们几个相互打招呼,加拿大老外向他们介绍我这个老师,接下来我就不停地微笑,也没说什么。这时旁边有一个中国的大妈过来,听口音可能是南方乡下的,她突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询问一些事情。老外都不大懂中文,我虽然听的懂,但她问的事情我不知道,而且她不太礼貌,我就没回应。当时在场的人被打扰了一下,也都没说什么,没人有什么反应。本来这个大妈要走了,也就没事了。没想到那个外院毕业的女翻译突然发作了,用中文很严厉地呵斥指责那个大妈:你很没礼貌,我们在谈话,你不要打断我们。大妈听到后就怏怏地走了。我当时觉得心里怪怪的,因为这个大妈虽然不礼貌,但毕竟是有事求助,没必要用这种方式回应。更何况这是在中国,一个中国的年轻女生,又是有文化的,老外都没过激的反应,你待人为何就不能宽厚一点?

其实这也并不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因为求助的人总是遇到了难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这一点上,国人的认识水平和心态似乎不是太好,在老外在场的时候,更是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方面,我觉得教育和社会环境是很大的影响因素。我们的学校,为学生提供的训练,怎么看待世界,以及我们的社会媒体资讯,总是受到不正常的控制,有选择地过滤掉大量正常的信息。所有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人心态的正常发育,造成了这种很容易在自卑与狂妄之间迅速摇摆的心态,很容易缺乏看待自我和世界的平常心。

第七、缺乏正义感。再举一个球场上发生的真实事例,在一次踢球中,我们一方踢后卫的小个子非常积极努力,在同对方前锋拼抢时半铲球,把球踢走后腿碰到了前锋的腿。由此诱发了纠纷,对方前锋骂骂咧咧外加推推搡搡,小个子后卫就还了他一脚,结果就动手了。就这眨眼的功夫,前锋队里他二个哥们蹭地冲了出来,上去一脚把后卫踢倒了,然后几个人上去就在地上把他一阵乱踢,场面令人吃惊。好汉不吃眼前亏,小个子后卫被踢的抱着脑袋直求饶,稍有放松的时刻,就一溜烟地扭头拎着东西跑了(此后我在这个球场再没见他来过)。我当时在前场,并没看到事情的整个经过,等回头看的时候,只看见两个人在厮打,然后就是几个人打那个小个子。说来惭愧,在场的那么多中国人,包括我方的队友,没有一个上去制止群殴的那几个人(球队各方都是每次临时组合,并非很熟,而群殴中抱团的那几个人来自一固定球队,所以很熟)。

这时,却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这个人是个挪威人,经常在运动场锻炼身体,他当时在球门后面,目睹了冲突的整个过程。事发之后,小个子人都跑掉了,挪威这哥们却依然义愤填膺,要讨个公道。按他的说法,小个子后卫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动作都是很正常的,而打人那几个人则完全不对。他认为球场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因此打人那几个人应该从此被禁入这个球场。于是他就去找管理员,我们在旁边几个人都劝他,说那几个人和管理员很熟,中国的事情说不清楚……结果怎么劝都没用,他非要管这件事。找了半天管理员没找到,这哥们干脆自己直接去找打人的那几个人说理去了,大概意思是说“你们做的不对,以后不能这样做”。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当时在场有很多人,他真是个爱管闲事的异类。当时在场的很多人,在事后都接着踢球,很多人还嘻嘻哈哈地,仿佛刚看过笑话,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认真,会如此富于正义感。

以上我谈过了根据自己的实际接触和经验观察,所观察到的全球范围内的不同人士,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一些文化差异。下面再重点谈一下我间接了解到的文化差异,也就是通过影视作品。因为我唯一掌握的一门外语是英语,那么我的考察范围就只能集中于英语国家的影视作品,主要也就是美国。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仔细观摩一些美国的电视剧集,比如”Growing Pains”(成长的烦恼),”Friends”(老友记),”Prison Break”(越狱),”Desperate Housewives”(绝望主妇),”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CSI,犯罪现场调查),”Entourage”(明星伙伴)等等。在观看这些电视剧的过程中,我反复观看(有些曾反复看过8-10遍),仔细考察很多细节内容,来观察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也是根据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看到的很多可以通过影视作品中所反映的文化加以很好表现的细节,我大致绘出了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差异的细节。

以上对差异的表述和区别只是一家之言,而且是过分突出了中国文化的缺陷方面。当然,相对于美国文化,中国文化同样存在着很多优势,如四世同堂,天伦之乐等等,这毋庸置疑。但是,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所坦诚的: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崛起,它的核心并不在于物质,不在于金钱,不在于高楼大厦钢筋水泥,或者飞机大炮汽车火箭。真正的崛起,只能在于人民的崛起。中国的真正崛起,也只能在于中国人的崛起。而这只能体现于中国人的素质的提高,及其精神面貌的改观,以及最终由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身上所散发出的吸引力和迷人魅力。而很显然,这一天还没有到来。那么,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作为一个集体的中国人多关注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显然比歌功颂德和自我感觉良好,更有助于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为什么华人社会少有恐怖袭击?

丁学良:华人社会在防堵恐袭方面能够达到极为可观的成效,一是由于官僚统治,二是由于理性主义的文化根基。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为FT中文网撰稿

这个年头,许多人每天早晨一打开电视或媒体网站,总是带着既担心又渴望了解的矛盾心态,急切地收视或扫描头条、二条新闻,看看是不是啥地方又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了,特别是亲人目前所在的遥远地方,或自己曾经呆过一段时间的地方,或马上要去访问的地方。这种矛盾心态颇类似于小时候听大人讲恶鬼的故事,又怕听恐怖细节,又禁不住想听个明白。

华人社会的奇特型态

在环顾全球恐怖活动此起彼伏的这些岁月里,笔者不能不反复注意到一个奇特的型态(peculiar pattern):相对而言,五个华人社会是处于当今世界上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最少或次少的档次。而这五个华人社会的政治体制、法律架构、经济水平、人口和领土规模、宗教政策、民族关系管理、周边穆斯林邻国或社群的分布,都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它们都能够在预防和堵住恐怖主义袭击方面做到最佳或接近于最佳,背后必定有一些共同的或至少是相近的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提及两大主要因素,一上层一下层,来尝试解释为什么华人社会在防堵恐袭方面能够达到极为可观的成效。这首要的因素是管治层面的,是属于“上”位的力量,它就是中华政治传统中最持久的特色——官僚统治。要理解这个核心要素为什么特别有助于对付恐袭,最好的背景阅读文献是20世纪一位伟大的比较历史学家白乐日的经典之作《中国的文明与官僚统治》(Etienne 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以下摘要基本引自台北久大文化公司1992年译本,只是改译“官僚主义”为“官僚统治”以符合原意)。

官僚统治的升级版

白乐日对中华官僚统治延续性的巨大功过之高度洞察力,不仅基于他的坚实学术研究,而且得益于他短暂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他生于患难(匈牙利)、长于动乱(德国)、参加反法西斯运动(法国)、置身于东西方冷战,深刻理解政治权力和社会危机的多维度、多层面。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求知者,白乐日解释道:“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国的形象时时在变。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是经久不变的——它的官僚制特点。官吏们由于其力量、影响、地位和声望,是全能的,掌握着全部权力”。这个官僚阶层只看重一种职业,“那就是进行管治……他们在人事上是专家,在管治艺术上是老手。在中国,国家是管理者的国家,是干预者(丁按:指权力机构不理会公域私域、政府市场间的分界)的国家。没有什么能逃脱官方的控制。实际上,整个社会生活和很大一部分的私人生活,都在官府的控制之下。”(第27-31页)

以上是白乐日1957年的一篇讲稿,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作,概括的是从秦朝至20世纪初期的传统中国。可是,如今读它的时候,你不会感到其中的要点已经过时了,当然没有——中华官僚体制最大的特长是管控,其管治社会民间的艺术是两千多年积累下来的精粹,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和不断完善。所以,到了21世纪初,配备以最新的应用科技,特别是IT技术,就使得中国的管治体系在协调、灵活、细致、精巧、强韧、穿透、贯通等等方面,达到无与伦比、独步天下的程度。恐怖主义分子面对这种中华版的防堵系统,要想发动袭击真是太不容易了。这并不是说这种防堵系统从不出观念上的差错、从未有过操作漏洞,当然不是。可是相比起那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应对恐怖主义组织和“孤狼”的各家操作系统,中国的防堵系统之精密、力度和有效性,要高出许多。

读者若是对此还有疑问,不妨即刻在互联网上搜索一番,照片、图像、文字都有,看看杭州这几个月来,每日每时每刻为9月份的G20峰会所做的安全防恐布置,在当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如此的不计成本、精益求精、达致神工鬼斧的最高境界?以眼下这个实例对照白乐日的绝妙历史评论,读者便可以理解,延续了官僚统治传统的五个华人社会——中国内地最行,新加坡次之,香港澳门再次之,台湾居尾——在防堵恐袭方面,堪说是老马识途、驾轻就熟。

而欲发动恐袭的组织和个人在此面前,则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小巫见大巫。在西方自由开放社会里左右逢源、在半失败的国家里如鱼得水、在全失败的国家里海阔天空的恐怖主义分子,一遇到中华官僚统治的21世纪升级版,就沦落成秋后的蚂蚱!这并不是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吹自弹,这是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一位资深教授发的感慨——今年7月底他来香港,在座谈会上言及欧洲对恐袭防不胜防,笑道:“欧洲国家是搞不过这帮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怖主义分子的,还是中国政府厉害,最懂得如何对付这帮家伙!”

理性主义的文化根基

但是,仅仅有官僚统治这个上层权力要素,还是难以达到所有的华人社会在防堵恐袭方面的普遍成效。笔者体认到,下层的一个文化要素同样至关重要,那就是众人在信仰问题上的马虎主义,即马马虎虎、稀稀松松。中华文化传统里缺乏组织严整的宗教体系,被泛称为“儒教”的那一套伦理观念,其实不是宗教教义即“神启终极真理”,而是规范大众的为人处世之道,其核心精神是世俗的理性主义取向。社会思想大家韦伯所说的“去魅”(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pp.148-155),在西方主要是18 -19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使然,而在中华传统里,两千多年来大体上都是这样。

鉴于华人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也即汉族人两千年来都是这种取向,他们在宗教问题上不走极端,少有狂热。洋人观察近现代的华人,常常困惑于后者能够同时既信孔孟、也供菩萨、还进教堂。华人在宗教上的马马虎虎主义,令高喊“真主伟大!”的人肉炸弹式自杀攻击行为极少涌现,更遑论夫妻、弟兄、父子一道与敌共亡。环视全球,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信奉伊斯兰教的汉人加入“伊斯兰国”(ISIS)变作杀手——他们实在太理性算计了,他们的信仰激情远远达不到为进天国而当“圣战”烈士的狂热高度。

中华传统里的马马虎虎主义,早在20世纪初期,就被中西学贯通的先哲辈林语堂和胡适等人视为中国人抵御外来革命极端主义的文化根底(参阅周质平:《现代中国思想人物掠影》,台北:东吴大学人文社会学院,2015年版第74-77、94-102页)。笔者曾多次跟老外们解说:当今的中国,官方正面讲的是“马列主义”,其实全社会实践的是“马虎主义”,包括下班后的官员们都是一个样。这当然有不好的、值得批评的一面,但也有好的、暗含希望的一面,那就是中国人上上下下行事的灵活圆通。你们洋人可别忘记了,全世界执政的共产党从20世纪初以来共有几十家,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像模像样地率先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道路,一边大讲社会主义,一边“中干”甚至偶尔“大干”资本主义,用你们洋人的说法,是“素菜馆卖牛肉,卖得挺红火!”这一半是归功于邓小平上层的理性决策,一半是归功于中国全社会的马虎主义——大家没把官方意识形态看得那么神圣,不可更改。意识形态正面讲的是马列主义,实践中行的是马虎主义,这种圆通让中国人永远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不管那棵树上挂着什么庄严华丽的招牌。

中国本土源远流长的马虎主义也有被中断的几个时期,最烈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数的普通人出于政治宗教狂热四处放火焚烧、暴行施虐。可是这十年跨度在两千多年的中华长流里,只是一小片断。笔者三十多年前赴美国留学,聆听史学大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评论文革,他们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三十年埋葬不了三千年”,也即华夏三千年的传统,任凭毛主义的三十年折腾,终究无法将其连根刨掉。中华文化传统里没有fanaticism(宗教狂热)的主流,毛本人一旦撒手人间,他平生掀起的革命极端主义和政治原教旨主义就会退潮。

普遍世俗取向是极端主义的消解剂

读者若是不信,不妨翻阅未经历史虚无主义洗刷的中国当代史——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这个星期,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红司令的亲口鼓励,随即以无比的狂热,竭力将中华传统——实物的和象征的——统统抛进革命烈火一烧为快。然而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也就是中国融进世界资本主义经贸体系期间,我们再也遇不到那种实践政治宗教狂热的年轻群体了。海内外评论家常挖苦中国大陆的那些所谓的反美仇外“愤青”,说他们第一天上街游行高呼“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第二天就去考特福GRE,着手赴美留学的申请。在这之前,他们的爸妈早就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存在美国银行里了。

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好事: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再迷狂,绝大多数的中国年轻人内心里知道中国的明天包括他们自己的未来,绝不能立足于对世界文明主流的拒斥。如果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不热衷于当新一代的红卫兵而是想方设法赚钱、买车、购房、留学、直至办移民,中国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机率就很渺茫,

这恰恰是眼下许多人关注的大问题。

义和团、红卫兵、爱国贼,中国近代史三大怪胎

义和团、红卫兵、爱国贼是中国百年来名为“爱国”、实为祸国的三大怪胎,而且不仅祸国,还祸害国际准则、祸害人类文明!

怪胎之一:义和团

义和团实际只是一个迷信色彩很重的民间帮会组织,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仇外,准确意义上讲是仇西洋文明,也就是说是一种思想仇恨运动,这种仇恨基本是建立在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对洋人的理解上的,如,教会挖中国的的眼睛做药,教士吸男孩身上的阳气;教会利用人皮作为墙纸,用人血涂抹墙壁,有许多裸体的妇女站在教堂中,甚至说教士可以摄取妇女的魂魄奸淫等等,对于戴眼镜、吸纸烟甚至用铅笔者杀无赦,义和团杀洋人、毁教堂,仅在庚子之乱前就杀死教民两万多,进入北京后,不禁杀外国使节、也奸淫中国妇女、抢劫财物,屠戮当地平民十多万,甚至在京的安徽提督由于提醒他们不要轻易挑起国家争端,被他们拉下马来,当场焚香、烧纸,结果发现香不燃、纸灰不飘(这是义和团判处死刑需要的证据),便立即处死,最后连收尸体的亲属也被处死--正是由于义和团的蛮干,才导致了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与瓜分。

当然,不可否认,早期基督教进入中国后,确实有个别教士蔑视中国文化、部分教民胡作非为,但主要还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了老百姓对基督教的仇恨,加上民间的谣言及中国传统习惯势力对外的排斥,才导致了义和团的兴盛。现在看来义和团只是民间的仇外运动,后来受慈禧招安,攻打外国驻华使馆,更是愚昧至极,根本就不是抵抗什么侵略。其野蛮、无视基本国际准则的行为,对国家只能是成事不足,坏事有馀!

怪胎之二:红卫兵

红卫兵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思想”和对共产主义的妄想及青年的个人野心。红卫兵比义和团破坏更大的是,除过仇视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也是空前的,不仅破毁了黄帝陵、炎帝陵、伏羲庙、孔庙、关帝庙、岳飞庙--而且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历代的入侵者如蒙古、满清进入中原时,只敢杀人,但对汉民族的文化还不敢有丝毫轻慢,即使日本侵略军也对我们的文化毕恭毕敬,今天,中国人血泪控诉的英法联军也许只敢毁坏皇家园林圆明园,但实际上他们对我们民族的文化的仇视与毁坏又怎么能望红卫兵的项背于万一。

红卫兵导致了千万人死亡,无数家庭毁灭,国家濒临崩溃边缘,全国百姓包括红卫兵自己无人不受其殃,其对国家的危害,绝对不下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军!固然他们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谁又能否定他们自身该承担的责任?

怪胎之三:“爱国贼”

“爱国贼”当然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是近年来一批以“爱国”为幌子的投机分子,他们把“爱国”当成生意,有利可图就争先恐后,无利可图再大的事情也视而不见。这些人言论和行为都极为夸张,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煽风点火、造谣滋事,来为自己的“爱国”生意创造商机,但真正有关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人民福祉的事情根本就不在其关心范围之内。“爱国贼”有几个特点:

其一是,突出自己、贬低他人。如果谁和他们在国家统一上的认识不一致,便会被他们骂为“汉奸”;谁对西方的政治体制予以肯定,希望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被他们称作是“反华”。如此一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仁人志士,也都被他们污蔑为“反华”和“汉奸”了!

其二是,言行对立,人格分裂。有些人明明千方百计争取到西方定居,却要将西方说得一无是处。个别人甚至通过咒骂中国才获得了西方的定居权,反过来又要骂西方充当爱国英雄。几面说谎,几面得好处!

其三是,高喊爱国,装点门面。有些人本身就是坑蒙拐骗之徒,本来没有什么人格,却要把爱国当成护身符四处招摇。有的落水狗不仅将“爱国”变成他的救命稻草,还要使其成为飞黄腾达的资源。不仅玷污国家、玷污民族,也让“爱国”这一圣洁的字眼蒙羞,正像妓女令“小姐”一词蒙羞一样的令人不堪。

义和团与红卫兵已经被当时的政府抛弃,社会也大体知道了他们是什么货色!但“爱国贼”藉着爱国的名义忽悠国家,愚弄人民而谋私利,在这一点上,不认真辨别是容易被他们欺骗的。

美国对中国的绞杀发生了变化

英国一家知名智库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发生了戏曲般的变化,友好往来,斗而不破竟然有十年之久,非常奇怪的是两个敌对大国在这十年里没有再出现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南海飞机相撞事件等,和和气气相处了十年,这主要原因何在?背后隐藏着什么?

英国智库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发现,美国在15年前就开展了针对红色中国“新疗法”——文化精神摧毁战。

一些职业写手日夜编撰着成千上万的文章和段子,通过美资背景控制的这些网络平台以及精心打造的导师、偶像和大V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每一段篇文章看似“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看,就会发现它们日夜侵蚀着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请你对照一下,是否看过类似的段子?

文化冷战第一招:灭偶像

例如:《笑喷了,数学帝分析雷锋同志拣粪》《拆穿西点军校学雷锋的谎言》《新华网自爆雷锋照片大多为补拍》《“完美军人”欧阳海是怎样塑造出来的?》《经不起推敲的邱少云》《焦裕禄的事迹是两个人拼凑起来的》《“英雄战士”刘学保的骗局》《草原小姐妹遇险和被救的真相》······每天这些读起来妙笔横生,让人捧腹不已但是却带有明显抹黑、造谣和侮辱性的段子都在摧毁我们的偶像。

文化冷战第二招:换祖宗

譬如:《一个印度工程师所写: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中国人在德国吃饭被训斥》等等等等,在这些编造的虚假段子和文章里,向中国人日夜劝学、劝俭、劝善、劝勉的对象,全部都变成了外国人······这样的文章在论坛、微博、微信铺天盖地,每天都数以亿计地被人阅读着,深信着,中华文明祖先崇拜的牌坊就这样被悄然偷换成了外国人的塑像。

文化冷战第三招:灭自尊

他们编造或夸张炮制出《中国式过马路》《中国人丢人丢到国外去了》《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中国人有10大不可思议》《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等等虚假文章或以点概面的夸张新闻全面的丑化和诋毁中国人,全面美化外国人。

这些段子甚至连《知音》《读者》这样的传统媒体上上也比比皆是。

文化冷战第四招:反智识

从《高铁乘务员因辐射流产》的谣言到《全球变暖,北极冰川融化》的骗局,再到《中国雾霾的元凶是煤炭里的放射性物质》、《PX项目被环保人士称之为断子绝孙工程》《断子绝孙核电站》等等。

从厦门PX工厂到昆明PX项目,从钼铜冶炼到启东造纸,从高铁受阻到江门核燃料棒项目被搁置,这些反智文章和段子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这些企业都是低污染的产业升级项目,中国的这些项目被打断之后,同样生产这些产品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当即联手对中国实行出口涨价政策。)

文化冷战第五招:唱衰你

像这种《中国国情最新数据让人震惊》,《中国不敢公开的大数据》、《中国即将崩溃》等文章比比皆是,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章从经济、政治、产业结构、国情数据等方方面面来论证中国不久之后就要崩溃的文章。这些造谣文章用虚假数据极近夸张扭曲之能,在微博微信和人人网这样的学生网站以及各大论坛疯狂传播。

而写下这些文章的人,同样也得到了微博微信的大力推荐和包装打造,经常出现在网站首页,各类高端论坛,向全社会传播一种灭世氛围和沉船学说。

文化冷战第六招:亡其史

在他们的倾力推动下,朝鲜战争被描述成了炮灰脑残战争,解放战争被描述成了共产党窃取胜利果实。

他们还编造说“那些帮助共产党打江山的英雄则被抛弃沦为了乞丐”,“洋人是解放中国的天使”,甚至“连内蒙古丢失都是因为共产党和苏联的秘密契约所造成的”。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试问在这种长年累月的历史虚无化攻击下,中国还剩下多少民心?

文化冷战第七招:污政府

老百姓关心的话题,有专门的人从事定点抹黑。从“人造假鸡蛋”到“打针西瓜”,从“生蛆橘子”到“国产奶粉”,从“房价”到“医疗”从“土壤”到“空气”无一例外遭到了有组织的虚假信息全面丑化和夸大扭曲。

比如对国产奶粉进行了无止境的围攻和推荐,篇篇都有上千万的阅读量。而就洋奶粉发生的肉毒杆菌事件,却只找到了几条访问量几乎为零的文章。

实际上西方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百出,仅欧洲就曾出现数千个没有胳膊的“海豹儿”,美国政府规定使用廋肉精是合法的,疯牛病是禁止检测的!美国是激素使用最泛滥的国家,纽约的人均寿命更是低于北京和上海,而且美国的呼吸道疾病人口是中国的4倍,每11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但中国网民现在大多不知道这些,误以为国外是天堂,中国是地狱。

文化冷战第八招:散鸦片

神话美国体制、丑化中国体制,以达到引发暴乱和和平演变的目的。《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体制胜利》《小布什自己打伞说明什么?》《美国为什么没有腐败?》《克里给中国官员上了一堂震撼教育》《克林顿不拿公家一支笔》等文章和桥段比比皆是。

西方社会和西方官员被包装成了一个没有贪腐、亲民圣洁、害怕百姓、简朴奉公的形象,进而得出结论“只要中国全盘接收美国的改造”,就能将中国社会改造成他们所描绘的样子。而现在最大的阻碍墙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必须要推到这堵墙。

这十几年来网络每天都这样这样地教育着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对中国的体制、对中国共产党、对官员和社会如此地不信任了,推荐关注“爱神网络”精彩不容错过。(中国当然有腐败的官员需要我们集体监督和处理,但是美国绝非桃花源,实际上,骆家辉常年包机泡妞,克林顿家族极端腐败,奥巴马全家度假一次开销数千万等等在美国并非新闻。可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正有人长期刻意美化美国官员“伟光正”的形象,并归咎于“体制”,图谋以此激发网民的情绪。)

美国的文化白蚂蚁战略非常可怕。如果要是有人怀疑美国存在系统的文化侵蚀战略,那他绝对是一个白痴。因为这一点连美国人自己都不否认。成千上万的精心打造的桥段,幽默风趣,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但是它们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可怕的精神毒品。

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有人不停地、系统地指责、批评、唱衰,这是很能摧毁自信的一种心理战。美国推动的这种毒品,正在摧毁中国人的国家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政治自信,甚至个人互信。中国社会

最为可怕的是,这种毒品,迎合了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对这个国家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让他们最先上瘾、上瘾最深,欲罢不能,甚至习惯于用这样的口吻说话,用这样的视角思考,用这样的方式参与新的创作,于是这样的段子越来越多,越来越俏皮,越来越本土化。

曾经与一个老朋友在电话中争吵了三个小时。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朋友转发这样的段子几乎成瘾。后来我决定办一个微信平台,说几句真话。虽然一己之力微不足道,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保留一份清醒。

如果我们都听之任之,当我们国家的全面自信被这些段子蛀空,就可能重演前苏联的悲剧。一夜之间,一个庞大的国家联盟土崩瓦解,为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人民对苏共、对苏维埃、对政府已经失去了信任。在有人精心挑拨中国人民与党和政府的关系时,呼吁有更多人站出来,发出声音。

我们有不足、有缺点,有问题,确实需要改良、改进、改革,但不能在失去尊严、失去自信、失去团结、失去核心领导力量的情况下来做这些工作。中国人,赶快找回自信!

来源:观察者网

很多人不知道的中国第一禁书:中国人噩梦之源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 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本文摘自网络,作者佚名。

《商君书》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北方落后的蛮夷之国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十余年间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会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专制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

《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实际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境内第十九》说,”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这句话意思是说,”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圆满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这句话意思是说,”军队围攻敌国的城邑,能够斩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或在野战中能够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所有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都可以升爵一级。军官旧爵是公士的就升为上造;”(译文)

这种赤裸裸的”人头奖励政策”,彻底把秦军打造成毫无人性的野蛮之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代价,是22场大战,斩首181万。这个数字,还仅仅是有据可查的。秦军为何狂杀俘虏?明白了吧?

世界上多次出现过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征服的历史倒退,从东方的秦灭六国、蒙元和满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罗马毁灭古希腊文明、日耳曼人灭掉古罗马文明,都是惊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杀戮政策,把士兵变成战争的机器!文明之师,岂能是野蛮之师的对手?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所有?为什么中国长期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的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中国的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的传承在封建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法家,就是变法儿整人的。

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如果西方人没有宗教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

《商君书》这种的皇帝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论》(1513)。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除了拥有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

商鞅所在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春秋战国到底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现在也难有定论。长期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论调,占了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实际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赞美之词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国第一位改革设计师的地位,也因此无可撼动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见,商鞅落得个”五马分尸”。但他们都获得后世连绵不绝的赞誉,你不觉得奇怪吗?赞美商鞅,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商鞅的做法,是实行”辱民,贫民,弱民”的三民主义

“辱民”。——让百姓们屈辱的生活,没有自尊和思考,没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严”,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商鞅主持制定的”连坐”,邻居犯法不检举揭发要受刑罚,这样人人自危,人人监视人人。

“贫民”。——除了生存必须之外,不能让百姓有富余的粮食和财产。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百姓没有了钱物,就跳不起来了。而且,那点赖以生存的物资要由国家分给,不听国家的就得饿死。

“弱民”。——不能让人民强大。在身体方面,为了耕战,商鞅还是提倡”增强体质、保卫祖国”的。但在思想意识上,不可以使老百姓自我感觉良好,更不能使他们有知识,懂道理,”知识就是力量”,人民有了力量那就糟了。商鞅要让百姓时时感到很没有安全感,才有对君主强烈的依附感。

要让人民时常都感到外国敌视和侵犯的威胁,这样,人民觉得君王的伟大和温暖,才会全心全意地为君王效命。

商鞅对他的”弱民”理论进一步阐述:

以强攻强,弱;以弱攻强,强。强存则弱;弱存则强。

这意思大概是,用强民去消灭另一部分强民,那么剩下来的仍然是强民,那国家就处于弱势。用弱民把强民消灭了,剩下来的是弱民,那就好办了,国家就处于强势了。强民的存在,国家就弱;只有弱民存在,国家才能强盛。

强民,是指那些有思想有主见有本事,还跟国家作对的人;弱民自然是那些被洗脑后惟命是从,没有脑子、没有主见、没有知识、人云亦云的愚民。

除了”以弱制强”的主意以外,一肚子坏水的商鞅,还要君主”以奸驭良”。公然教唆当权者搞流氓政治,小人政治,搞黑社会。他说: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这个好懂,选拔官员不能选那些讲良心道德的,假如用优秀分子来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乱。要用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流氓来当头领,他们会把恐吓和欺骗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气吞声,兢兢业业夹着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秦国也就强大了。

在商鞅一整套的富国强兵政策指导下,秦国果然成了当时的头等顶级强国。以嗜杀成性、以残杀为业的秦国,六国人谈秦色变,称它们为”虎狼之国”。

有人从《史记》中统计,只白起将军的部下,就斩杀、活埋、沉水消灭敌军150万。加上秦兵自己的死亡,再加上其他将领的”功劳”,可以想见,中国人为统一付出了多少生命!而据说当时全国总人口仅只2000多万人。

后代众多无知者,盲目跟着卑鄙无耻者吹嘘统一大业,说什么春秋战乱,人民受害;没有见到学者出来统计,到底是统一杀人多,还是分封制杀人多?

再看统一”有功”的曹操,这家伙特别中意屠城,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横加屠戮,现代有个屠夫,提出要给曹操平反,一堆卑鄙无耻的小人们,如郭沫若者流,跟着起哄,也宣扬曹操是什么”知人善任”搞”五湖四海”,招贤纳士”不拘一格”的”英雄”。杀人多就是英雄,也是《商君书》的”价值观”。

秦统一了六国,按现在某些人的标准,是强盛大国,是盛世无疑了。从商鞅以来所制的惨无人道的刑罚,一直在盛世流传。肉刑一直是衙门破案的主要手段。神州频频出现被害者”起死回生”的神话,这就刑讯逼供的杰作。

不少国人津津乐道秦国的统一伟绩,它的强盛,它的许多”世界第一”,它的什么”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什么”促进生产力”,从不思考当朝人民是怎样活过来的,他们有过一个什么悲惨的血泪时代。

清代的龚自珍说,秦朝看来是个强国,是盛世;但是,这种盛世,表面看来很强大,但人民并不幸福,它这个强盛撑不了多久。因为有先进的思想和有才能的人一出来,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出来围剿,来监督,用祖宗之法来束缚他,把他的才能和思想消灭。

社会要消灭的是对这个黑暗社会的忧虑、对官府横行的愤怒、对社会现象的思考;还要消灭想干事业、有所作为的思想,消灭人们仅有的廉耻感和不想沦为渣滓的心态。

(”当彼其世也,而才世与才民出,则有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这个”强盛”的社会,最终人们都庸庸碌碌,唯唯诺诺,人云亦云,没有思考,更没有创新,没有才子、才人、才商,甚至小偷和强盗都不须要什么技术含量,可以随时作案得逞。

这个龚自珍,他写”我劝老天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呼喊抛弃千年陈规陋习,除旧图新,别浸沉在大国盛世的荒唐梦境里,强国弱民不是真正的强大。

“辱民”之术

商鞅的”辱民”,是一个什么景象,历代时光久远,不那么清晰,从二十年代的”农民运动”可见一斑。

要”辱民”,先用”以奸治善民”之计。在当时一位农民委员的指导下,湖南农运堪称全国的样板,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用奸人,即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成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

痞子们一旦手里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

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辱民”还有一招,就是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这一个运动你检举我,下一个运动我检举你,大家都不是人。

然后,人人都写检讨书、悔过书、认罪书;人,不可能天生的正确,是吧,那就要”改造思想”,”转变世界观”,留下书面证据存档,人人都有污点被官家掌握,这不但达到”辱民”的目的,而且,也达到了”弱民”的效果。

根据”辱民”的原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有软肋,林副在庐山说的”谁也不是大英雄”,就是中国的现状。据说,凡六七十年代的人,都写过检查之类的东西。在家里,父子妻女都要”斗私批修”自我污蔑,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

好像只有一个林副是例外,坚决不写检讨,不作所谓的”自我批评”,但这种异类,在中国是不能生存的,结果”折戟沉沙”,只有灭亡一条路。

商鞅把所有土地藉为公家财产。人民作为耕田者为政府打工。积极者奖励,懒惰者惩罚。分配给你养的牛瘦了,体重不达标,就得挨罚。整天下都为”耕战”一个目的,人为”耕战”而生,死为”耕战”而死,很有点为××主义奋斗终身的味道。

人民的衣食住行,统一由官家管起来,吃大食堂,统购统销,发粮票布票,除了国家,你没有任何渠道和办法搞到生存的必须品。

“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是统一世界的基本资源。人口多一直是这位手中的王牌。但在人多这个背景下,他从来没有忘记”以弱攻强”、以”奸民治善民”的要诀。

“贫民”之术

商鞅讲到:一是取消商业,商鞅时代经商,妻女要没收为奴,”继续革命”时代设有”投机倒把”罪,就是一点个人交换,都为犯罪。

没有商业,整个社会没有商品流通,人民刚好维持在不饿死的水平上。这就便于管理和驱使。

商业最大的危险,在于人们通过商业活动,增长了见识,扩宽了眼界,有了多人多地的人际沟通,”无商不奸”就是说只要搞商业的,他们精于计算,不是那么好蒙的了。

商业活动中,通过自愿、平等的契约,使人们有了平等自由的概念,而由于失约要承担失信的代价,也使人们对信守诺言有很高的期待。这是皇家最不愿看到的。

平等、自由、诚信,皇家最不想要的,看一下历史上的皇帝,有谁提过平等和自由?诚信倒是经常讲,但没有一个模范信守诺言的皇上。

人们没有商业,不论怎么苦干,总也是富不起来的,这也就达到了”贫民”的目的。

二是不停地折腾。照商君的说法,就是把富的搞穷,穷的让他再富,等富了再搞穷,如此反复折腾,人民心中眼里只牵挂着穷富,不作他想,国家就会稳定。

再就是让人民没有恒产。孟子说有恒产就有恒心,商鞅认为,不能让人民有恒心,要让人民整天惶惶不可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安全感,只有归属官家,从属官家,才能稍有安定。

谈起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总是富不起来,作什么解释的都有,有的说是传统,有的说是命运,有的因为地理,有的归于气候,……,说到底,就是皇家不想让人富裕罢了。

只有贫弱的人民,才有富强的国家,商鞅如此教导,皇上们也心知肚明,照此办理。这样下来,人民能富吗?

前三十年,”富”字是敏感词,富农、富裕中农都是天生的资本主义种子和土壤。发家致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

那时候,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穷得叮当响”是革命本质和革命意志强的表现,只有穷才忠于某人。

某人的贫民政策,不但真的使人民一贫如洗,而且使人民贫穷而不知耻,反以为荣。穷得有”志气”,穷得有自豪感,这是某人比商鞅高明的地方。

“弱民”之术

现代的弱民政策,就是以弱攻强,也可以说叫”群众专政”,就是把人民之中的一些人划成”敌我矛盾”分子,让普通人民群众对他们实行”管制”和”专政”。

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等等,本来,有什么罪受什么刑罚,该杀的杀,该关的关,但毛不这么做,他要把这些人留在群众中”做反面教员”,让群众敌视他们,把一切自己的不平发泄到他们身上,耕牛病死是阶级敌人破坏,庄稼长不好,也是阶级敌人破坏。这一方面解决了监狱关押场地人员不足的问题,更有利的是使人民之间互相撕咬,互相恶斗,达到了弱民的目标。以奸民治善民。咱们的某人也应用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

于建嵘有篇文章《父亲是个流氓》,写的很入神,将流氓治国的事实形象化,具体化了,很值得一读。

并不是每个干部一开始都是恶棍、流氓,除了流氓无产阶级以外,也有理想主义者,也有实事求是之人,但在流氓治国的社会里,你不流氓就无法工作,无法在领导岗位上混,所以,不是流氓出身的也要变成流氓来适应这个制度。

寻找《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

“李毓秀,字子潜,号采三。新绛县龙兴镇(旧称城关镇)人,生于清代康熙年间,卒于乾隆年间,享年83岁。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这是《新绛县志》中介绍李毓秀的一段文字。

文字内容佐证了李毓秀的生身之地,但李夫子究竟生于何村,卒于何处却没有任何记载,更不用说他的后人的景况如何了。

或许,李夫子的身影确已走远,其足迹已漫漶不可辨识。6月7日,怀揣一本《弟子规》,记者扎进了坊间小巷、荒原村落,开始了寻找大儒的旅程。

几经辗转

首先见到的是新绛文化馆的范馆长。说起《弟子规》的内容,范馆长侃侃而谈,但他对李夫子的身世也并不了解,只是称自己认识一位对古文化现象有所研究的老人。老人名叫马家华,在新绛文庙工作。

当天上午,记者拜见了马老。提及李毓秀,老人闪身进屋取出了一本线装版的《弟子规》,由于年代较远,这本书的内页已经泛黄,书角也有几处破损。老人称自己也不知道李毓秀的身世。

正在与老人谈话间,一位找马老闲聊的裴姓老人推门走了进来。闻得“李毓秀”三字,老人竟能脱口诵出,老人介绍说,新绛县的一位任姓老先生对李毓秀可能有所研究……如此反复往来,在面见了十几位老人之后,记者终于得到了李夫子的一丝线索:李毓秀应是该县龙兴镇窑头村人。

陷入僵境

次日清晨,记者冒着大雨来到了窑头村。几经打听,却无结果。后翻看随身携带的县志才发现,窑头村在清初确实诞生过一位文化名人,他就是李毓秀的老师党成。据县志载:“党成,字宪公,号冰壑。绛州正平里北窑庄(今新绛县龙兴镇北窑头村)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生于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15)农历八月十九日,享年78岁。”“李毓秀从师党冰壑游历近二十年。精研《大学》、《中庸》,创办敦复斋讲学。太平县御史王奂曾多次向他请教,十分佩服他的才学,被人尊称为李夫子。”

据传,党成家境贫寒,幼年聪明好学。习《尚书》,精《周易》。但在崇尚八股的科举制度下,党成虽有真才实学却屡试不弟。二十八九岁还与童生一起考试。一气之下,遂灰心于仕途,超然世俗而专志于学问。他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寒洁素守,视世俗薰灼泊如也”。著作有《日知录》、《仰思录》、《学庸澹言》、《学思二编》等。由此可见,党成对于李毓秀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窑头村,记者确实找到了一户党姓人家。其主人———一位并没有什么文化的党姓后人,对于问到的党成、李毓秀之事,只能用摇头作答。

根据史料推断,党成系窑头村人应为事实。但是李毓秀是窑头村人的说法,却没有依据,或是因其老师系该村人氏而造成的一种误传。那么,李毓秀究竟在哪里呢?成就了《弟子规》一书的那个村落,今天又在哪里?

峰回路转

正在迷茫之际,该县文化局原局长刘保明的出现似乎使记者的艰难寻找“峰回路转”。在刘家,老局长拿出了一份李毓秀的简介。这份资料与县志中的记载出入不大,但后面的一段话却令人喜出望外:据记载,李毓秀墓在吉庄。因口音关系,误传为周庄。

既然墓在吉庄,李毓秀是否也生于此村呢?

当记者一刻未停地赶到吉庄后,很快便大失所望。与先前探访过的窑头村一样,无人知晓李毓秀。倒是该村一位老支书的的话又给了我一线希望。据这位老支书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盛行之时,他作为村干部在人民公社曾参加过对清朝一位文人的批判,这位文人名叫李子潜,系新绛县周庄人。据说这个人曾写过一本类似于《三字经》的书,李子潜当时被定性为“反动儒生”,他的书也被列入了“封建毒草”。

李子潜,这不就是李毓秀吗?老支书称,吉庄没有李子潜墓,其墓可能也在周庄。

接近答案

周庄距县城约两公里左右,其与党成所在的窑头村一东一西,遥相呼应,中间只有一公里左右的路程。

在周庄,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肯定的表示:李子潜就是周庄人,并称《弟子规》就是出于李子潜之手。而村里的中年人似乎都对“李子潜”这几个字多少有些印象。村民向记者推荐了一位名叫李振南的老人,据说这位老人就是李毓秀的后人。步行至村东一所很寻常的宅院,记者见到了从田间劳作回来后,正在吃饭的李振南。

提起李子潜,老人说他对这个先人并没有印象。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天,上面来人找他的父亲谈话,好象提到反动文人李子潜是他家的先祖。之后,他家的上百个先人牌位,都被父亲埋到了荒野。

正当记者满脸失落准备离去时,老人给记者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解放前,他家住在一座非常气派的祖传独院里,这个院子人称“楼儿园”。其建筑别具一格,远近闻名,村人口口相传,都说是李子潜所建。上世纪40年代初,“楼儿园”被本村一户姓孟的人家买走,几年前,孟家在盖新房时才将房屋折除,但仍留有遗迹。

这时,似乎寻找到“楼儿园”,就能探寻到文人李子潜的气息。

最终,记者终于得到了答案,“楼儿园就是李子潜留下来的遗产”,七十四岁的孟德华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据孟德华讲,“楼儿园”是他的父亲于1940年从李家后代一个叫李殿栋的手中买来的。据他的曾祖父讲,这个“楼儿园”最初的主人就是李子潜。(王俊闳)

《弟子规》作者李毓秀简介

李毓秀,字子潜,号采三。新绛县龙兴镇人,生于清代康熙年间,卒于乾隆年间,享年83岁。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从师党冰壑游历近二十年。精研大学中庸,创办敦复斋讲学。来听课的人很多,门外满是脚印。太平县御史王奂曾多次向他请教,十分佩服他的才学,被人尊称为李夫子。平生只考中秀才,主要活动是教书。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也结合他自己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有仁修订,改名《弟子规》。他的著作还有《四书正伪》、《四书字类释义》、《学庸发明》、《读大学偶记》、《宋孺夫文约》、《水仙百咏》等,分别藏于山西省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孔府大门上的对联与民间追求

孔府,那是衍圣公府,不但是钦封的,而且是不受王朝更替影响并世代相继的。这样的府第,一般人家就算再富再贵,也无法与之相比,至于普通民间人家,更是天上地下。孔府的对联自然是对圣人及其后人的赞颂,表达的是贵为圣人后裔的价值观,似乎也很难与民间普通人的追求相提并论。然而,透过府第的尊荣,其基本价值观念和民间的追求,在内在精神上却有着较大的一致性。

先说一下孔府的对联。上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下联: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其中“富”字无点,“章”字出头)。两联的相同之处是追求长久(“与国咸休”和“同天并老”),上联主要是夸赞,而下联的“文章道德”才是“圣人”之为“圣人”的真意所在。“与国咸休”属于政治,而“文章道德”可归于文化,正是在这一点上,“圣人家”与民间追求有着相契合之处。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虽不是“公府第”、“圣人家”,难享“安富尊荣”,但对于“文章道德”的向往,却是普遍的。譬如在寻常百姓家就会经常见到“诗书传家远,道德继世长”这样的对子。我手头保存了一本祖父手抄的《酬世锦囊》,在最末处,祖父题了一联:要好儿女多读书,欲高门第须为善。这其中所表达的,也属于“文章道德”。
按照儒家的观念,人生的不朽追求是放在了世俗的立功、立德、立言上,所谓“三不朽”是也。这种观念不仅为许多读书人所接受,而且也影响到普通的庶民百姓那里,或者说,在世俗生活里追求长久乃至不朽,在中国文化里是一种上至文士显贵,下到布衣百姓的共通观念。

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无法建立不世之功的,也作不了传世的“文章”——有了这些也就不是什么“普通人”了。但与“文章”打交道的“读书”,却也被看的极重。读书自然是提高修养、增长本领进而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至关重要的途径。往高处说,读书读得好了,在科举之路上能中个什么,那就不仅有了进身官场的可能,而且还有光宗耀祖的效果,让前世后辈都跟着沾光。《汉书·韦贤传》中提到: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第3107页)这些都属“干禄”范围之内的,自然利弊皆有。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即便考不上功名,起码也落个“识字断文”,在乡邻面前也有体面。退一步说,由于有阅读能力,懂得官府文书法令,他人就轻易欺骗不了了。这些还是有点功利,而不太功利的考虑,也至少让读书者“明理”和“知礼”,用现在的话说,是“提高素质”。

读书是有“好儿女”的重要条件,而为善则是“高门第”的关键。在这种逻辑关系中,“为善”不单纯是“富而后仁”的行为,更主要的,“为善”是前提、是基础。任何民族,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家乃至血脉相连的家族,其荣辱成败,都不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尤其在农业时代的中华文明,家和家族(即门第)的荣耀,更是与自己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这种荣耀当然与前面说到的“读书做官”有关,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为善”,即道德品行。“善人之家”,会被乡邻们更为看重,获得更好的评价,这才是门第之“高”的真意所在,即道德高尚,获得评品高。而另一方面,如果外部环境良好的话,“高”就是转化为“长”前提条件,评价高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较少惹是生非,招来祸端。如此,有可能“继世长”。

无可否认,读书也有毫无用处甚至不如不读的时候,例如“刘项原来不读书”;“为善”也可能“好人不得好报”。但这种情形不仅是特殊状态,而且,恰恰提醒人们,应当改变环境。另外,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正是因为其尚未实现,需要而且值得努力去实现。

把孔府大门上的对联与民间的追求拉扯起来,当然不是想沾上“公府第”和“圣人家”的光,而是想强调,在民间,就蕴含着最为重要的价值追求。对此,我们似乎可以像孟子从人性中开掘仁义之心那样,从代表着族类的“人性”的民间,开掘出“族性”的光辉。至于其中更为丰富的内容,自然不是三两句话就可说明白的。
白沙河

170多名志愿者将赴全球近百所孔子学院教授汉语

中广网厦门9月27日消息(记者陈庚 通讯员李静)2009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出国志愿者教师培训班今天在厦门大学结业,170多名来自全国60多所高校的志愿者,将陆续奔赴全球近百所孔子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汉语教学。

这批志愿者大都是研究生或者双学位学历,能够在层层选拔后脱颖而出,大家都很激动,厦门大学对外汉语专业研究生程婷这次已经是第二次出国援教,她说:“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汉语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非常热,我们志愿者作为汉办派出的一个代表,代表着中国在国外推广汉语,我觉得非常自豪。”

为了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孔子学院总部在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举行了40多天的集中培训,按照素质拓展训练、中华文化及中外交流、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方法、中国传统工艺制作等主题,先后邀请了数十位外交官、知名专家、中外孔子学院院长和回国志愿者为学员们授课。厦门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曾晓东说,通过培训,自己对这份“新工作”有了新认识:“主要是对当地进行语言培训,同时也会把中华文化传播开来,我们汉语志愿者同时也是作为中国人的一个形象,代表了中国,代表了中国人。”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许琳在今天上午的培训班结业式上,结合自身经历为志愿者们作了一场精彩演讲,她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增强光荣感、使命感、责任感,充满激情、热情和感情去完成这项工作。

许琳对这些年轻人寄予厚望,她说:“我希望他们将来能够成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事业的接班人,成为公共外交方面的专家,通过和外面直接和零距离的交流、交锋、交融,把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向外国人说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丰富多彩的经典活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孩子们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我们欣喜地看到,”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品格在孩子们身上逐渐形成。在人类 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作为我国文学宝库的瑰宝,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语言精辟。一首首诗作,一句句 经典,就像一面面镜子,反映社会生活,映照人们的心灵,启迪人们的心智,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生活。而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推介上,形式却较为单一,手段也较为落 后,而且对小学生的引导和教育更是显得忽视和薄弱。大部分小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经典文化底蕴,必将变得越来越肤浅,直至消 失殆尽、荡然无存。”隳堕才须复兴,颓废才须提倡。”所以,如何将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发扬光大,使其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再次做出辉 煌的贡献,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不仅是当前教育的需要,也是今后几代人、几十代人道德传承、文脉传承以及中华民 族不断持续发展的需要。

国学是与道德教育紧密结合的,具有道德优先、重“道”轻“器”的倾向。孔子早就说过:“君子不器”。又说:“君子喻 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切实用的、物质的层面都不在学术首先考虑的范围之列。《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中国传统 学术一直强调“做学问”与“做人”的统一,甚至将“做人”放在“做学问”之前,以为“做学问”是为了更好地“做人”,是为了修身养性,培养完美的人格。

传统文化经典中汇集了中国很多思想精粹和美德,有很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这种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应当从儿童时期就开始熏陶、浸润。

1988 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法国巴黎并发表宣言,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在联合国大厅里, 赫然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被世界确认为人类社会应该确保的道德底线。

现在全世界都在呼唤中国,呼唤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今世界最大的目标就是道德的复兴。因此,我们每一个实践者必须把握住时代的机遇,勇敢地承担起复兴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这付担子。这样,未来的世界必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属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世 界最新脑科学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古代的私塾教育是人类古代,乃至现今最先进的教育模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摇头晃脑地背下 去,无论理解与否,这曾经为新文化的倡导者耻笑的行为,却极大地开发了祖宗们的智力,联通了脑思维的通路,造就了一个民族曾经辉煌的历史。

现 代科学表明,正常人的大脑,无论民族,无论男女,基本都是一样的,谁都能成功,尤其是幼年时代,大脑都处于混沌状态,能否成功的症结是有否自信心,有没有 好的习惯,有没有良好的心理暗示,有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世界上大脑开发最好的成功者,被利用的脑细胞也不足10%,而开发大脑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大量的背 诵,通过背诵,无论理解与否,或者先记忆后理解,大脑就会由混沌走向清晰,各个有机组成部分才会脑路相通,发挥最佳的职能。而我们的私塾教育这是不自觉地 暗合了这个如今才从理论上得到证实的规律。

历史上的成功者无一不是博闻强记的结果。老子、庄子、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等文 化巨人,他们莫不是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把记忆库里的知识和人生阅历结合,经过痛苦的人生与哲理的思索,代 代传承,才创造出灿烂的华夏文明。应该说,他们都是私塾教育的杰作。有人问苏轼,如何写好文章,他说,多读多背多写,别无他法,这样的旁证,在中国历史的 天空中,多如星汉,无须赘言。

现当代文学史上,凡是重量级的大家无不是私塾教育的受益者,鲁迅、老舍、沈从文、胡适、郭沫若、茅盾等,而文 革后能有成就的文化名人,都有过侥幸,侥幸有过在被称为“四旧”的故纸堆里浸泡的经历,虽然不算什么私塾教育,可也暗合了其中的规律。此后,新教育成长起 来的学子中能有造诣的,或者造诣较高者,少了起来,硕果仅存者,也是开动自己的机器,自觉地在青少年时期通过强记为自己成年后的勃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深入调查研究,改变过去的旧思路、老方法,注重通过激发学生的兴趣,“因材施教”、“ 循循善诱”

国 学教育我们更加侧重于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千古年来无数的历史和现实证明: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虽历尽沧桑却一脉 相承依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是一代代龙的传人上下求索扬善弃恶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追求“善”的历史。所以只有从一个人的品 德教育入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自己的人生信仰,才能根本解决个人在漫漫人生路途中遇到的各种障碍和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人 生价值。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中华民族的世纪,是中华传统文化全面复苏的世纪。学习《弟子规》,就是要知道我们的祖先口口相传的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的伦理道德风范有那些。

现代的中小学教育大多以应试为目的,只教书不育人不传道,教育丧失了最核心的价值诉求,导致近年内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传统的道德规范正在流失,传统的中华文化正在断层,我们甚至正在丧失自己的民族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