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华人社会少有恐怖袭击?

丁学良:华人社会在防堵恐袭方面能够达到极为可观的成效,一是由于官僚统治,二是由于理性主义的文化根基。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为FT中文网撰稿

这个年头,许多人每天早晨一打开电视或媒体网站,总是带着既担心又渴望了解的矛盾心态,急切地收视或扫描头条、二条新闻,看看是不是啥地方又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了,特别是亲人目前所在的遥远地方,或自己曾经呆过一段时间的地方,或马上要去访问的地方。这种矛盾心态颇类似于小时候听大人讲恶鬼的故事,又怕听恐怖细节,又禁不住想听个明白。

华人社会的奇特型态

在环顾全球恐怖活动此起彼伏的这些岁月里,笔者不能不反复注意到一个奇特的型态(peculiar pattern):相对而言,五个华人社会是处于当今世界上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最少或次少的档次。而这五个华人社会的政治体制、法律架构、经济水平、人口和领土规模、宗教政策、民族关系管理、周边穆斯林邻国或社群的分布,都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它们都能够在预防和堵住恐怖主义袭击方面做到最佳或接近于最佳,背后必定有一些共同的或至少是相近的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提及两大主要因素,一上层一下层,来尝试解释为什么华人社会在防堵恐袭方面能够达到极为可观的成效。这首要的因素是管治层面的,是属于“上”位的力量,它就是中华政治传统中最持久的特色——官僚统治。要理解这个核心要素为什么特别有助于对付恐袭,最好的背景阅读文献是20世纪一位伟大的比较历史学家白乐日的经典之作《中国的文明与官僚统治》(Etienne 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以下摘要基本引自台北久大文化公司1992年译本,只是改译“官僚主义”为“官僚统治”以符合原意)。

官僚统治的升级版

白乐日对中华官僚统治延续性的巨大功过之高度洞察力,不仅基于他的坚实学术研究,而且得益于他短暂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他生于患难(匈牙利)、长于动乱(德国)、参加反法西斯运动(法国)、置身于东西方冷战,深刻理解政治权力和社会危机的多维度、多层面。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求知者,白乐日解释道:“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国的形象时时在变。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是经久不变的——它的官僚制特点。官吏们由于其力量、影响、地位和声望,是全能的,掌握着全部权力”。这个官僚阶层只看重一种职业,“那就是进行管治……他们在人事上是专家,在管治艺术上是老手。在中国,国家是管理者的国家,是干预者(丁按:指权力机构不理会公域私域、政府市场间的分界)的国家。没有什么能逃脱官方的控制。实际上,整个社会生活和很大一部分的私人生活,都在官府的控制之下。”(第27-31页)

以上是白乐日1957年的一篇讲稿,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作,概括的是从秦朝至20世纪初期的传统中国。可是,如今读它的时候,你不会感到其中的要点已经过时了,当然没有——中华官僚体制最大的特长是管控,其管治社会民间的艺术是两千多年积累下来的精粹,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和不断完善。所以,到了21世纪初,配备以最新的应用科技,特别是IT技术,就使得中国的管治体系在协调、灵活、细致、精巧、强韧、穿透、贯通等等方面,达到无与伦比、独步天下的程度。恐怖主义分子面对这种中华版的防堵系统,要想发动袭击真是太不容易了。这并不是说这种防堵系统从不出观念上的差错、从未有过操作漏洞,当然不是。可是相比起那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应对恐怖主义组织和“孤狼”的各家操作系统,中国的防堵系统之精密、力度和有效性,要高出许多。

读者若是对此还有疑问,不妨即刻在互联网上搜索一番,照片、图像、文字都有,看看杭州这几个月来,每日每时每刻为9月份的G20峰会所做的安全防恐布置,在当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如此的不计成本、精益求精、达致神工鬼斧的最高境界?以眼下这个实例对照白乐日的绝妙历史评论,读者便可以理解,延续了官僚统治传统的五个华人社会——中国内地最行,新加坡次之,香港澳门再次之,台湾居尾——在防堵恐袭方面,堪说是老马识途、驾轻就熟。

而欲发动恐袭的组织和个人在此面前,则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小巫见大巫。在西方自由开放社会里左右逢源、在半失败的国家里如鱼得水、在全失败的国家里海阔天空的恐怖主义分子,一遇到中华官僚统治的21世纪升级版,就沦落成秋后的蚂蚱!这并不是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吹自弹,这是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一位资深教授发的感慨——今年7月底他来香港,在座谈会上言及欧洲对恐袭防不胜防,笑道:“欧洲国家是搞不过这帮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怖主义分子的,还是中国政府厉害,最懂得如何对付这帮家伙!”

理性主义的文化根基

但是,仅仅有官僚统治这个上层权力要素,还是难以达到所有的华人社会在防堵恐袭方面的普遍成效。笔者体认到,下层的一个文化要素同样至关重要,那就是众人在信仰问题上的马虎主义,即马马虎虎、稀稀松松。中华文化传统里缺乏组织严整的宗教体系,被泛称为“儒教”的那一套伦理观念,其实不是宗教教义即“神启终极真理”,而是规范大众的为人处世之道,其核心精神是世俗的理性主义取向。社会思想大家韦伯所说的“去魅”(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pp.148-155),在西方主要是18 -19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使然,而在中华传统里,两千多年来大体上都是这样。

鉴于华人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也即汉族人两千年来都是这种取向,他们在宗教问题上不走极端,少有狂热。洋人观察近现代的华人,常常困惑于后者能够同时既信孔孟、也供菩萨、还进教堂。华人在宗教上的马马虎虎主义,令高喊“真主伟大!”的人肉炸弹式自杀攻击行为极少涌现,更遑论夫妻、弟兄、父子一道与敌共亡。环视全球,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信奉伊斯兰教的汉人加入“伊斯兰国”(ISIS)变作杀手——他们实在太理性算计了,他们的信仰激情远远达不到为进天国而当“圣战”烈士的狂热高度。

中华传统里的马马虎虎主义,早在20世纪初期,就被中西学贯通的先哲辈林语堂和胡适等人视为中国人抵御外来革命极端主义的文化根底(参阅周质平:《现代中国思想人物掠影》,台北:东吴大学人文社会学院,2015年版第74-77、94-102页)。笔者曾多次跟老外们解说:当今的中国,官方正面讲的是“马列主义”,其实全社会实践的是“马虎主义”,包括下班后的官员们都是一个样。这当然有不好的、值得批评的一面,但也有好的、暗含希望的一面,那就是中国人上上下下行事的灵活圆通。你们洋人可别忘记了,全世界执政的共产党从20世纪初以来共有几十家,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像模像样地率先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道路,一边大讲社会主义,一边“中干”甚至偶尔“大干”资本主义,用你们洋人的说法,是“素菜馆卖牛肉,卖得挺红火!”这一半是归功于邓小平上层的理性决策,一半是归功于中国全社会的马虎主义——大家没把官方意识形态看得那么神圣,不可更改。意识形态正面讲的是马列主义,实践中行的是马虎主义,这种圆通让中国人永远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不管那棵树上挂着什么庄严华丽的招牌。

中国本土源远流长的马虎主义也有被中断的几个时期,最烈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数的普通人出于政治宗教狂热四处放火焚烧、暴行施虐。可是这十年跨度在两千多年的中华长流里,只是一小片断。笔者三十多年前赴美国留学,聆听史学大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评论文革,他们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三十年埋葬不了三千年”,也即华夏三千年的传统,任凭毛主义的三十年折腾,终究无法将其连根刨掉。中华文化传统里没有fanaticism(宗教狂热)的主流,毛本人一旦撒手人间,他平生掀起的革命极端主义和政治原教旨主义就会退潮。

普遍世俗取向是极端主义的消解剂

读者若是不信,不妨翻阅未经历史虚无主义洗刷的中国当代史——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这个星期,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红司令的亲口鼓励,随即以无比的狂热,竭力将中华传统——实物的和象征的——统统抛进革命烈火一烧为快。然而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也就是中国融进世界资本主义经贸体系期间,我们再也遇不到那种实践政治宗教狂热的年轻群体了。海内外评论家常挖苦中国大陆的那些所谓的反美仇外“愤青”,说他们第一天上街游行高呼“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第二天就去考特福GRE,着手赴美留学的申请。在这之前,他们的爸妈早就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存在美国银行里了。

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好事: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再迷狂,绝大多数的中国年轻人内心里知道中国的明天包括他们自己的未来,绝不能立足于对世界文明主流的拒斥。如果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不热衷于当新一代的红卫兵而是想方设法赚钱、买车、购房、留学、直至办移民,中国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机率就很渺茫,

这恰恰是眼下许多人关注的大问题。

义和团、红卫兵、爱国贼,中国近代史三大怪胎

义和团、红卫兵、爱国贼是中国百年来名为“爱国”、实为祸国的三大怪胎,而且不仅祸国,还祸害国际准则、祸害人类文明!

怪胎之一:义和团

义和团实际只是一个迷信色彩很重的民间帮会组织,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仇外,准确意义上讲是仇西洋文明,也就是说是一种思想仇恨运动,这种仇恨基本是建立在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对洋人的理解上的,如,教会挖中国的的眼睛做药,教士吸男孩身上的阳气;教会利用人皮作为墙纸,用人血涂抹墙壁,有许多裸体的妇女站在教堂中,甚至说教士可以摄取妇女的魂魄奸淫等等,对于戴眼镜、吸纸烟甚至用铅笔者杀无赦,义和团杀洋人、毁教堂,仅在庚子之乱前就杀死教民两万多,进入北京后,不禁杀外国使节、也奸淫中国妇女、抢劫财物,屠戮当地平民十多万,甚至在京的安徽提督由于提醒他们不要轻易挑起国家争端,被他们拉下马来,当场焚香、烧纸,结果发现香不燃、纸灰不飘(这是义和团判处死刑需要的证据),便立即处死,最后连收尸体的亲属也被处死--正是由于义和团的蛮干,才导致了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与瓜分。

当然,不可否认,早期基督教进入中国后,确实有个别教士蔑视中国文化、部分教民胡作非为,但主要还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了老百姓对基督教的仇恨,加上民间的谣言及中国传统习惯势力对外的排斥,才导致了义和团的兴盛。现在看来义和团只是民间的仇外运动,后来受慈禧招安,攻打外国驻华使馆,更是愚昧至极,根本就不是抵抗什么侵略。其野蛮、无视基本国际准则的行为,对国家只能是成事不足,坏事有馀!

怪胎之二:红卫兵

红卫兵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思想”和对共产主义的妄想及青年的个人野心。红卫兵比义和团破坏更大的是,除过仇视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也是空前的,不仅破毁了黄帝陵、炎帝陵、伏羲庙、孔庙、关帝庙、岳飞庙--而且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历代的入侵者如蒙古、满清进入中原时,只敢杀人,但对汉民族的文化还不敢有丝毫轻慢,即使日本侵略军也对我们的文化毕恭毕敬,今天,中国人血泪控诉的英法联军也许只敢毁坏皇家园林圆明园,但实际上他们对我们民族的文化的仇视与毁坏又怎么能望红卫兵的项背于万一。

红卫兵导致了千万人死亡,无数家庭毁灭,国家濒临崩溃边缘,全国百姓包括红卫兵自己无人不受其殃,其对国家的危害,绝对不下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军!固然他们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谁又能否定他们自身该承担的责任?

怪胎之三:“爱国贼”

“爱国贼”当然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是近年来一批以“爱国”为幌子的投机分子,他们把“爱国”当成生意,有利可图就争先恐后,无利可图再大的事情也视而不见。这些人言论和行为都极为夸张,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煽风点火、造谣滋事,来为自己的“爱国”生意创造商机,但真正有关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人民福祉的事情根本就不在其关心范围之内。“爱国贼”有几个特点:

其一是,突出自己、贬低他人。如果谁和他们在国家统一上的认识不一致,便会被他们骂为“汉奸”;谁对西方的政治体制予以肯定,希望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被他们称作是“反华”。如此一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仁人志士,也都被他们污蔑为“反华”和“汉奸”了!

其二是,言行对立,人格分裂。有些人明明千方百计争取到西方定居,却要将西方说得一无是处。个别人甚至通过咒骂中国才获得了西方的定居权,反过来又要骂西方充当爱国英雄。几面说谎,几面得好处!

其三是,高喊爱国,装点门面。有些人本身就是坑蒙拐骗之徒,本来没有什么人格,却要把爱国当成护身符四处招摇。有的落水狗不仅将“爱国”变成他的救命稻草,还要使其成为飞黄腾达的资源。不仅玷污国家、玷污民族,也让“爱国”这一圣洁的字眼蒙羞,正像妓女令“小姐”一词蒙羞一样的令人不堪。

义和团与红卫兵已经被当时的政府抛弃,社会也大体知道了他们是什么货色!但“爱国贼”藉着爱国的名义忽悠国家,愚弄人民而谋私利,在这一点上,不认真辨别是容易被他们欺骗的。

美国对中国的绞杀发生了变化

英国一家知名智库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发生了戏曲般的变化,友好往来,斗而不破竟然有十年之久,非常奇怪的是两个敌对大国在这十年里没有再出现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南海飞机相撞事件等,和和气气相处了十年,这主要原因何在?背后隐藏着什么?

英国智库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发现,美国在15年前就开展了针对红色中国“新疗法”——文化精神摧毁战。

一些职业写手日夜编撰着成千上万的文章和段子,通过美资背景控制的这些网络平台以及精心打造的导师、偶像和大V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每一段篇文章看似“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看,就会发现它们日夜侵蚀着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请你对照一下,是否看过类似的段子?

文化冷战第一招:灭偶像

例如:《笑喷了,数学帝分析雷锋同志拣粪》《拆穿西点军校学雷锋的谎言》《新华网自爆雷锋照片大多为补拍》《“完美军人”欧阳海是怎样塑造出来的?》《经不起推敲的邱少云》《焦裕禄的事迹是两个人拼凑起来的》《“英雄战士”刘学保的骗局》《草原小姐妹遇险和被救的真相》······每天这些读起来妙笔横生,让人捧腹不已但是却带有明显抹黑、造谣和侮辱性的段子都在摧毁我们的偶像。

文化冷战第二招:换祖宗

譬如:《一个印度工程师所写: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中国人在德国吃饭被训斥》等等等等,在这些编造的虚假段子和文章里,向中国人日夜劝学、劝俭、劝善、劝勉的对象,全部都变成了外国人······这样的文章在论坛、微博、微信铺天盖地,每天都数以亿计地被人阅读着,深信着,中华文明祖先崇拜的牌坊就这样被悄然偷换成了外国人的塑像。

文化冷战第三招:灭自尊

他们编造或夸张炮制出《中国式过马路》《中国人丢人丢到国外去了》《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中国人有10大不可思议》《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等等虚假文章或以点概面的夸张新闻全面的丑化和诋毁中国人,全面美化外国人。

这些段子甚至连《知音》《读者》这样的传统媒体上上也比比皆是。

文化冷战第四招:反智识

从《高铁乘务员因辐射流产》的谣言到《全球变暖,北极冰川融化》的骗局,再到《中国雾霾的元凶是煤炭里的放射性物质》、《PX项目被环保人士称之为断子绝孙工程》《断子绝孙核电站》等等。

从厦门PX工厂到昆明PX项目,从钼铜冶炼到启东造纸,从高铁受阻到江门核燃料棒项目被搁置,这些反智文章和段子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这些企业都是低污染的产业升级项目,中国的这些项目被打断之后,同样生产这些产品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当即联手对中国实行出口涨价政策。)

文化冷战第五招:唱衰你

像这种《中国国情最新数据让人震惊》,《中国不敢公开的大数据》、《中国即将崩溃》等文章比比皆是,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章从经济、政治、产业结构、国情数据等方方面面来论证中国不久之后就要崩溃的文章。这些造谣文章用虚假数据极近夸张扭曲之能,在微博微信和人人网这样的学生网站以及各大论坛疯狂传播。

而写下这些文章的人,同样也得到了微博微信的大力推荐和包装打造,经常出现在网站首页,各类高端论坛,向全社会传播一种灭世氛围和沉船学说。

文化冷战第六招:亡其史

在他们的倾力推动下,朝鲜战争被描述成了炮灰脑残战争,解放战争被描述成了共产党窃取胜利果实。

他们还编造说“那些帮助共产党打江山的英雄则被抛弃沦为了乞丐”,“洋人是解放中国的天使”,甚至“连内蒙古丢失都是因为共产党和苏联的秘密契约所造成的”。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试问在这种长年累月的历史虚无化攻击下,中国还剩下多少民心?

文化冷战第七招:污政府

老百姓关心的话题,有专门的人从事定点抹黑。从“人造假鸡蛋”到“打针西瓜”,从“生蛆橘子”到“国产奶粉”,从“房价”到“医疗”从“土壤”到“空气”无一例外遭到了有组织的虚假信息全面丑化和夸大扭曲。

比如对国产奶粉进行了无止境的围攻和推荐,篇篇都有上千万的阅读量。而就洋奶粉发生的肉毒杆菌事件,却只找到了几条访问量几乎为零的文章。

实际上西方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百出,仅欧洲就曾出现数千个没有胳膊的“海豹儿”,美国政府规定使用廋肉精是合法的,疯牛病是禁止检测的!美国是激素使用最泛滥的国家,纽约的人均寿命更是低于北京和上海,而且美国的呼吸道疾病人口是中国的4倍,每11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但中国网民现在大多不知道这些,误以为国外是天堂,中国是地狱。

文化冷战第八招:散鸦片

神话美国体制、丑化中国体制,以达到引发暴乱和和平演变的目的。《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体制胜利》《小布什自己打伞说明什么?》《美国为什么没有腐败?》《克里给中国官员上了一堂震撼教育》《克林顿不拿公家一支笔》等文章和桥段比比皆是。

西方社会和西方官员被包装成了一个没有贪腐、亲民圣洁、害怕百姓、简朴奉公的形象,进而得出结论“只要中国全盘接收美国的改造”,就能将中国社会改造成他们所描绘的样子。而现在最大的阻碍墙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必须要推到这堵墙。

这十几年来网络每天都这样这样地教育着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对中国的体制、对中国共产党、对官员和社会如此地不信任了,推荐关注“爱神网络”精彩不容错过。(中国当然有腐败的官员需要我们集体监督和处理,但是美国绝非桃花源,实际上,骆家辉常年包机泡妞,克林顿家族极端腐败,奥巴马全家度假一次开销数千万等等在美国并非新闻。可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正有人长期刻意美化美国官员“伟光正”的形象,并归咎于“体制”,图谋以此激发网民的情绪。)

美国的文化白蚂蚁战略非常可怕。如果要是有人怀疑美国存在系统的文化侵蚀战略,那他绝对是一个白痴。因为这一点连美国人自己都不否认。成千上万的精心打造的桥段,幽默风趣,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但是它们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可怕的精神毒品。

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有人不停地、系统地指责、批评、唱衰,这是很能摧毁自信的一种心理战。美国推动的这种毒品,正在摧毁中国人的国家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政治自信,甚至个人互信。中国社会

最为可怕的是,这种毒品,迎合了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对这个国家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让他们最先上瘾、上瘾最深,欲罢不能,甚至习惯于用这样的口吻说话,用这样的视角思考,用这样的方式参与新的创作,于是这样的段子越来越多,越来越俏皮,越来越本土化。

曾经与一个老朋友在电话中争吵了三个小时。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朋友转发这样的段子几乎成瘾。后来我决定办一个微信平台,说几句真话。虽然一己之力微不足道,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保留一份清醒。

如果我们都听之任之,当我们国家的全面自信被这些段子蛀空,就可能重演前苏联的悲剧。一夜之间,一个庞大的国家联盟土崩瓦解,为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人民对苏共、对苏维埃、对政府已经失去了信任。在有人精心挑拨中国人民与党和政府的关系时,呼吁有更多人站出来,发出声音。

我们有不足、有缺点,有问题,确实需要改良、改进、改革,但不能在失去尊严、失去自信、失去团结、失去核心领导力量的情况下来做这些工作。中国人,赶快找回自信!

来源:观察者网

很多人不知道的中国第一禁书:中国人噩梦之源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 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本文摘自网络,作者佚名。

《商君书》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北方落后的蛮夷之国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十余年间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会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专制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

《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实际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境内第十九》说,”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这句话意思是说,”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圆满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这句话意思是说,”军队围攻敌国的城邑,能够斩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或在野战中能够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所有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都可以升爵一级。军官旧爵是公士的就升为上造;”(译文)

这种赤裸裸的”人头奖励政策”,彻底把秦军打造成毫无人性的野蛮之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代价,是22场大战,斩首181万。这个数字,还仅仅是有据可查的。秦军为何狂杀俘虏?明白了吧?

世界上多次出现过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征服的历史倒退,从东方的秦灭六国、蒙元和满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罗马毁灭古希腊文明、日耳曼人灭掉古罗马文明,都是惊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杀戮政策,把士兵变成战争的机器!文明之师,岂能是野蛮之师的对手?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所有?为什么中国长期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的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中国的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的传承在封建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法家,就是变法儿整人的。

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如果西方人没有宗教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

《商君书》这种的皇帝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论》(1513)。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除了拥有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

商鞅所在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春秋战国到底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现在也难有定论。长期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论调,占了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实际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赞美之词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国第一位改革设计师的地位,也因此无可撼动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见,商鞅落得个”五马分尸”。但他们都获得后世连绵不绝的赞誉,你不觉得奇怪吗?赞美商鞅,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商鞅的做法,是实行”辱民,贫民,弱民”的三民主义

“辱民”。——让百姓们屈辱的生活,没有自尊和思考,没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严”,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商鞅主持制定的”连坐”,邻居犯法不检举揭发要受刑罚,这样人人自危,人人监视人人。

“贫民”。——除了生存必须之外,不能让百姓有富余的粮食和财产。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百姓没有了钱物,就跳不起来了。而且,那点赖以生存的物资要由国家分给,不听国家的就得饿死。

“弱民”。——不能让人民强大。在身体方面,为了耕战,商鞅还是提倡”增强体质、保卫祖国”的。但在思想意识上,不可以使老百姓自我感觉良好,更不能使他们有知识,懂道理,”知识就是力量”,人民有了力量那就糟了。商鞅要让百姓时时感到很没有安全感,才有对君主强烈的依附感。

要让人民时常都感到外国敌视和侵犯的威胁,这样,人民觉得君王的伟大和温暖,才会全心全意地为君王效命。

商鞅对他的”弱民”理论进一步阐述:

以强攻强,弱;以弱攻强,强。强存则弱;弱存则强。

这意思大概是,用强民去消灭另一部分强民,那么剩下来的仍然是强民,那国家就处于弱势。用弱民把强民消灭了,剩下来的是弱民,那就好办了,国家就处于强势了。强民的存在,国家就弱;只有弱民存在,国家才能强盛。

强民,是指那些有思想有主见有本事,还跟国家作对的人;弱民自然是那些被洗脑后惟命是从,没有脑子、没有主见、没有知识、人云亦云的愚民。

除了”以弱制强”的主意以外,一肚子坏水的商鞅,还要君主”以奸驭良”。公然教唆当权者搞流氓政治,小人政治,搞黑社会。他说: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这个好懂,选拔官员不能选那些讲良心道德的,假如用优秀分子来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乱。要用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流氓来当头领,他们会把恐吓和欺骗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气吞声,兢兢业业夹着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秦国也就强大了。

在商鞅一整套的富国强兵政策指导下,秦国果然成了当时的头等顶级强国。以嗜杀成性、以残杀为业的秦国,六国人谈秦色变,称它们为”虎狼之国”。

有人从《史记》中统计,只白起将军的部下,就斩杀、活埋、沉水消灭敌军150万。加上秦兵自己的死亡,再加上其他将领的”功劳”,可以想见,中国人为统一付出了多少生命!而据说当时全国总人口仅只2000多万人。

后代众多无知者,盲目跟着卑鄙无耻者吹嘘统一大业,说什么春秋战乱,人民受害;没有见到学者出来统计,到底是统一杀人多,还是分封制杀人多?

再看统一”有功”的曹操,这家伙特别中意屠城,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横加屠戮,现代有个屠夫,提出要给曹操平反,一堆卑鄙无耻的小人们,如郭沫若者流,跟着起哄,也宣扬曹操是什么”知人善任”搞”五湖四海”,招贤纳士”不拘一格”的”英雄”。杀人多就是英雄,也是《商君书》的”价值观”。

秦统一了六国,按现在某些人的标准,是强盛大国,是盛世无疑了。从商鞅以来所制的惨无人道的刑罚,一直在盛世流传。肉刑一直是衙门破案的主要手段。神州频频出现被害者”起死回生”的神话,这就刑讯逼供的杰作。

不少国人津津乐道秦国的统一伟绩,它的强盛,它的许多”世界第一”,它的什么”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什么”促进生产力”,从不思考当朝人民是怎样活过来的,他们有过一个什么悲惨的血泪时代。

清代的龚自珍说,秦朝看来是个强国,是盛世;但是,这种盛世,表面看来很强大,但人民并不幸福,它这个强盛撑不了多久。因为有先进的思想和有才能的人一出来,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出来围剿,来监督,用祖宗之法来束缚他,把他的才能和思想消灭。

社会要消灭的是对这个黑暗社会的忧虑、对官府横行的愤怒、对社会现象的思考;还要消灭想干事业、有所作为的思想,消灭人们仅有的廉耻感和不想沦为渣滓的心态。

(”当彼其世也,而才世与才民出,则有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这个”强盛”的社会,最终人们都庸庸碌碌,唯唯诺诺,人云亦云,没有思考,更没有创新,没有才子、才人、才商,甚至小偷和强盗都不须要什么技术含量,可以随时作案得逞。

这个龚自珍,他写”我劝老天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呼喊抛弃千年陈规陋习,除旧图新,别浸沉在大国盛世的荒唐梦境里,强国弱民不是真正的强大。

“辱民”之术

商鞅的”辱民”,是一个什么景象,历代时光久远,不那么清晰,从二十年代的”农民运动”可见一斑。

要”辱民”,先用”以奸治善民”之计。在当时一位农民委员的指导下,湖南农运堪称全国的样板,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用奸人,即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成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

痞子们一旦手里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

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辱民”还有一招,就是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这一个运动你检举我,下一个运动我检举你,大家都不是人。

然后,人人都写检讨书、悔过书、认罪书;人,不可能天生的正确,是吧,那就要”改造思想”,”转变世界观”,留下书面证据存档,人人都有污点被官家掌握,这不但达到”辱民”的目的,而且,也达到了”弱民”的效果。

根据”辱民”的原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有软肋,林副在庐山说的”谁也不是大英雄”,就是中国的现状。据说,凡六七十年代的人,都写过检查之类的东西。在家里,父子妻女都要”斗私批修”自我污蔑,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

好像只有一个林副是例外,坚决不写检讨,不作所谓的”自我批评”,但这种异类,在中国是不能生存的,结果”折戟沉沙”,只有灭亡一条路。

商鞅把所有土地藉为公家财产。人民作为耕田者为政府打工。积极者奖励,懒惰者惩罚。分配给你养的牛瘦了,体重不达标,就得挨罚。整天下都为”耕战”一个目的,人为”耕战”而生,死为”耕战”而死,很有点为××主义奋斗终身的味道。

人民的衣食住行,统一由官家管起来,吃大食堂,统购统销,发粮票布票,除了国家,你没有任何渠道和办法搞到生存的必须品。

“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是统一世界的基本资源。人口多一直是这位手中的王牌。但在人多这个背景下,他从来没有忘记”以弱攻强”、以”奸民治善民”的要诀。

“贫民”之术

商鞅讲到:一是取消商业,商鞅时代经商,妻女要没收为奴,”继续革命”时代设有”投机倒把”罪,就是一点个人交换,都为犯罪。

没有商业,整个社会没有商品流通,人民刚好维持在不饿死的水平上。这就便于管理和驱使。

商业最大的危险,在于人们通过商业活动,增长了见识,扩宽了眼界,有了多人多地的人际沟通,”无商不奸”就是说只要搞商业的,他们精于计算,不是那么好蒙的了。

商业活动中,通过自愿、平等的契约,使人们有了平等自由的概念,而由于失约要承担失信的代价,也使人们对信守诺言有很高的期待。这是皇家最不愿看到的。

平等、自由、诚信,皇家最不想要的,看一下历史上的皇帝,有谁提过平等和自由?诚信倒是经常讲,但没有一个模范信守诺言的皇上。

人们没有商业,不论怎么苦干,总也是富不起来的,这也就达到了”贫民”的目的。

二是不停地折腾。照商君的说法,就是把富的搞穷,穷的让他再富,等富了再搞穷,如此反复折腾,人民心中眼里只牵挂着穷富,不作他想,国家就会稳定。

再就是让人民没有恒产。孟子说有恒产就有恒心,商鞅认为,不能让人民有恒心,要让人民整天惶惶不可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安全感,只有归属官家,从属官家,才能稍有安定。

谈起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总是富不起来,作什么解释的都有,有的说是传统,有的说是命运,有的因为地理,有的归于气候,……,说到底,就是皇家不想让人富裕罢了。

只有贫弱的人民,才有富强的国家,商鞅如此教导,皇上们也心知肚明,照此办理。这样下来,人民能富吗?

前三十年,”富”字是敏感词,富农、富裕中农都是天生的资本主义种子和土壤。发家致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

那时候,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穷得叮当响”是革命本质和革命意志强的表现,只有穷才忠于某人。

某人的贫民政策,不但真的使人民一贫如洗,而且使人民贫穷而不知耻,反以为荣。穷得有”志气”,穷得有自豪感,这是某人比商鞅高明的地方。

“弱民”之术

现代的弱民政策,就是以弱攻强,也可以说叫”群众专政”,就是把人民之中的一些人划成”敌我矛盾”分子,让普通人民群众对他们实行”管制”和”专政”。

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等等,本来,有什么罪受什么刑罚,该杀的杀,该关的关,但毛不这么做,他要把这些人留在群众中”做反面教员”,让群众敌视他们,把一切自己的不平发泄到他们身上,耕牛病死是阶级敌人破坏,庄稼长不好,也是阶级敌人破坏。这一方面解决了监狱关押场地人员不足的问题,更有利的是使人民之间互相撕咬,互相恶斗,达到了弱民的目标。以奸民治善民。咱们的某人也应用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

于建嵘有篇文章《父亲是个流氓》,写的很入神,将流氓治国的事实形象化,具体化了,很值得一读。

并不是每个干部一开始都是恶棍、流氓,除了流氓无产阶级以外,也有理想主义者,也有实事求是之人,但在流氓治国的社会里,你不流氓就无法工作,无法在领导岗位上混,所以,不是流氓出身的也要变成流氓来适应这个制度。